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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飞鸟集》的创作深受印度传统的影响,这一影响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对意象的选择倾向上。本文以这部诗集中的意象数据统计为立足点,通过分析梳理这些意象进一步探讨泰戈尔在美学理念和哲学思想等方面受印度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泰戈尔 《飞乌集》 意象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近现代印度最为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生涯恰好处于印度时代变革的节点之上,西方文化与本民族传统的激烈碰撞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作为首位荣获诺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虽然在语言表达方面为他的诗歌“穿上新装”使它们能为英国、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全体读者所接受,但其诗歌创作的内核仍然浸润着印度本土的古典美学范式。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的意象选择即是他受印度传统影响的显著表现。
一、泰戈尔《飞鸟集》的意象选择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共选取了80种意象,其中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各11种,除动植物以外的自然意象27种、天气意象3种、时间意象4种、人工造物意象19种、与人有关的意象5种。值得注意的是,在数量繁多的意象中,自然意象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其中花的意象出现次数最多,达到了30次。其次是光的意象,出现了28次。数量处于前5名的其他意象分别是黑夜的意象出现24次、海(波浪)的意象出现20次,雨的意象出现18次。 《飞鸟集》中的诗篇之所以短小精炼却意蕴悠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泰戈尔对于这些意象的使用,甚至可以说整部《飞鸟集》就是由意象构成的。通过对意象的统计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用意象连缀诗歌的表现形式就是印度传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将所要表达的普遍的、抽象的、观念性的内容寄寓在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之中。西方在理性思维的发展中逐渐淡化了这种具有原始性的思维模式,而印度却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这种思维模式。在表达抽象的“时间”概念时,吠陀经典中的“卡拉神”就是时间的象征,它状如车轮,象征着时间的流转。
在这种思维模式影响下的诗歌意象与西方式的象征意象相比,多了些模糊性和朦胧性。这些意象的意义不在于外部形象,而是指向了“事物形象自身的更深的内在含义”①,同一意象可以是多种内涵的象征,同一内涵的表现又可以是不同的意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认知无法用理智的逻辑去认识,只能通过意会来感知。《飞鸟集》中提到的“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中的“影子”和佛经中“拈花微笑”的意象都是对所象征的内容的意会认同。这种意会性的认同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中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移情”,主体在进行审美思考时,并无明确的目的性方向。意会的过程即是人与外界的情感互渗,这种以意象传达心理活动过程的方式,更多的是直觉性的交流。
二、“梵我同一”的哲学思想
《飞鸟集》中的意象除了上述明确的事物之外,还有泰戈尔对于第二人称“你”的一些倾诉。一般认为,这里的“你”指的就是泰戈尔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梵”。
《飞鸟集》中的“梵”不仅仅局限于人格化的意象之中,“梵”的存在同样也彰显于大量的自然意象之中。“梵”存在于“绿叶的簌簌之声”中,存在于“横过西方海面”的“太阳”中,更存在于“幼花的蓓蕾”之中。“梵”存在于自然界的万物之中:“神在火中,亦在水中,它解释着整个世界;神在植物中,也在树之中,对那样的神,我致以敬礼。”泰戈尔对于“梵”的这一定义并非原创,早在《奥义书》中就对此有着这样的描述:“彼神在火中,彼神在水中,人居乎万物,又在草与木。”②物中皆有“梵”的存在,泰戈尔对于“梵”的求索同样也是对自然万物的感应。
這种泛神主义的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吠陀经典之中:吠陀经典中的“梵”被称为“造一切者”“原人”“祈祷主”等。宇宙万物都由其产生变化,人只能通过显形的自然万物来感应其存在并与之沟通。印度传统中的“梵”并非是可以通过理性知识去认识的客体,而是只能靠心灵体验感悟的包含宇宙万物的唯一“实在”。
受印度传统的“万物有情”论影响,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对宇宙万物都怀有一种深切的情感。他曾说:“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本质,而在于它们的表象。”他从自然万物中感悟着“梵”的存在,也在其中找到了将生命力浑融为一的归属感。泰戈尔将他与自然的联系在《飞鸟集》中比作“花”与“果实”: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
泰戈尔就是这样在与自然的联系中感悟着“梵”的生命力。泰戈尔曾说过:“当你领悟到任何存在都被神所充满,你的任何财产都是神的礼物时,你就在有限中亲证了无限,在赠品中领悟了赐予者。那时你就懂得现实中的一切事物在表现唯一真理时都具有它们唯一的意义。你的一切所有对你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不是在于它们本身,而在它们与无限者所建立的关系中。”③人对于“梵”这一“典范”的求索就体现在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之中。
泰戈尔认为人生就是要在有限的生命形式中去体现证悟“梵”的无限性。人的有限性直观地体现在人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为了维持肉体的活动,人在世间生活就存在着种种的物质需求。这种物质需求一旦有了“占有”的欲念,就会使心性变得贪得无厌,将物质欲望的快感当作追求的目标。人的无限性在于人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将“过剩精力”投入到超越自身获取解脱之法的事业中。与西方宗教哲学中的灵肉对立观念不同,受印度传统影响的泰戈尔将肉体视作“神性的庙宇”,肉体不仅不会阻碍人对于无限的追求,反倒会成为人感知无限证悟无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飞鸟集》中,泰戈尔所用最多的“花”的意象即是通过花朵易逝的生涯和绽放的美丽来歌颂在追求无限中所产生的快乐,如:
我的昼间之花,落下它那被遗忘的花瓣。
在黄昏中,这花成熟为一颗记忆的金果。
诗人的“金果”,即是达到“梵我同一”的理想境界。泰戈尔说过:“在印度,无限不是缺乏内容的、空洞的存在。印度的圣贤们强调说:‘在现实中能亲证它,人生就是真实的;在现实中不能证悟它,人生就是死亡的孤寂。”’④这种对于永恒精神的探索同样可以在早期的吠陀经典中看到:
从虚幻迷妄中,导我于真境!
从黑暗重重中,导我于光明!
从死亡毁灭中,导我于永生!
——《巴梵摩那歌》
在有限中证得无限,在宇宙万物中感悟“梵”,将自身融入伟大的“梵”之中以获得解脱永恒,《飞鸟集》中的种种意象均以此为准则在泰戈尔的精神世界中展现着原始而又强盛的生命力。
三、“和谐”的美学理想
泰戈尔在“梵我同一”的哲学思想影响下构建了美学理想——“和谐”。
“和谐”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美学理想中更多的是一种由宇宙万物规律运动所体现出的“梵性”。他曾说过:“我与他人、他物的和谐,就产生爱、美、崇高。”因此,泰戈尔的美学理想就体现在万物的相互关系之中。泰戈尔在《飞鸟集》中书写了许多对于这种“和谐”的美学理想的赞歌:
“月儿呀,你在等侯什么呢?”
“向我将让位给他的太阳致敬。”
阴影戴上她的面纱,密密地,温顺地,用她的沉默的爱的脚步,跟在“光”后边。
白云谦逊地站在天之一隅。
晨光给它戴上了霞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泰戈尔在书写“爱”这一崇高的理念时,使用了“阴影”这一普遍意义上的负面意象。这是因为在印度传统观念中,“美”与“丑”的界线并非以客观呈现出来的形态所划分。“美”之所以为美,并不在于外观的美丽,而是在于其与人的关系中对人是有益的,是符合人处于自然界中的利益的。“丑”之所以为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对人的生存是有害的。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用为人类生存提供养分的“蜜蜂”和外形艳丽的“蝴蝶”这两种意象展示了“美”与“丑”的对比:
蜜蜂从花中啜蜜,离开时营营地道谢。
浮华的蝴蝶却相信花是应该向它道谢的。
美与丑的划分并非只局限于人的利益观念,《飞鸟集》中对于酿蜜的“蜂”还有不同的体现:
黄蜂认为邻蜂储蜜之巢太小。
他的邻人要他去建筑一个更小的。
对于“蜜蜂”这一意象所进行的褒贬不一的叙述正体现着印度传统的美学观念。“美”产生于宇宙万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和谐之中,这种“和谐”是“美”最为本质的内涵。而“丑”的事物只是暂时偏离了这种和谐的秩序,在回归“梵”的秩序,与人的心灵产生契合这一过程同样也是“美”的体现。
泰戈尔的美学理念还体现在他对森林意象的书写之中。经过统计可以发现,泰戈尔在《飞鸟集》中选择了大量的森林意象来表达他对于宇宙的思考与对现代文明入侵印度传统的状态:
樵夫的斧头,问树要斧头柄。
树便给了他。
现代文明对于印度传统的侵蚀显然打破了“梵”和谐的秩序,所以泰戈尔将自己对于美和善的思索寄寓在了传统的自然意象之中以寻求解脱的“绿荫”。“和谐”不仅仅是泰戈尔对于文化的美学理想,更是印度在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交锋中应达到的平衡以及和谐状态。
泰戈尔作为近代中西方之间的文化桥梁,其创作内容兼收并蓄。探讨泰戈尔在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对在以西方视角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中重构印度美学甚至是东方美学的现代价值有着一定的意义。
①邱紫华:《印度古典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②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③④泰戈尔著,官静译:《人生的亲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3页,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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