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思考

amobetuguzi

摘要：高考加分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高考制度的基本价值、加分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分政策改革的思路。主要是提高决策层级，增加政策刚性，在淡化总分评价、注重多元评价、加大高校自主权的总体改革框架中，加分政策应由“奖励先进”转变为以“扶助弱势”为主，对现行加分政策可分别采取保留、取消和增加的不同措施，大量减少各类加分项目，增加对弱势阶层学生的补偿性政策。
关键词：高考制度；加分政策；教育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1-0021-08
高考制度改革需要缜密的顶层设计。其前提，是对高考制度演变的文化脉络、价值冲突以及改革的路径有深入的把握，从而不仅体现社会发展、时代变化的要求，并且反映和兼顾不同类型的教育，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对现行高考制度，公众最为关注的是其公平性。高考加分政策是影响高考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这样的视角，探析高考加分政策的来龙去脉、正在进行的政策调整以及可能的改革选项。
一、高考改革的基本价值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价值和方向。三个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改革的具体目标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高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制度。[1]
1. 高考制度改革的三种基本价值
这一权威的表述，揭示了主导高考制度改革的三种基本价值和三个主要利益主体。
首先是科学选拔人才。考试招生制度尽管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就实质功能而言就是为高等学校选拔适合学生的人才选拔制度。其难以自洽的局限性，是一次性的纸笔考试难以真正科学地测量、评价、区分学生，由此导致了一考定终身、一分定终身的应试教育弊端。同时，在实现大规模考试高效率和安全性的同时，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事实上被剥夺。因而，高等学校的主要关注和利益所在，是高考作为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善以及落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
二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高考制度被称为是一个“指挥棒”，对基础教育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关注的是高考制度改革应当改变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模式，促进素质教育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涉及的改革包括实行分类考试，将现在的总分录取改为包括高中学业水平、社会表现、特长爱好等的多元素质评价，扩大学生的选择性，实行多次录取制度，使得高中真正能够按照学生的不同类型和需求，实现多样化的教学。
三是维护社会公平。影响高考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利益群体，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学生和家长，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公平问题。由于社会道德环境的不如人意，公众的安全感降低，强化了对单一、刻板的总分录取模式认同，所谓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仅要分分计较，甚至计较到小数点之后若干位。
因而，尽管理性认识高考制度改革，其核心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应为科学选拔人才、促进素质教育、保障教育公平；但事实上，对公平性的关注占据了压倒性地位，远远高于对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促进素质教育的关心，成为高考制度改革和设计过程中最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公众对高考公平的强烈诉求和苛刻要求无疑有其合理性，是促进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同时，它也造成改革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的困境，需要我们探讨在现实国情中，如何启动、开展改革的路径和机制。
2. 高考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长期被视为最公平的高考制度日益为人诟病，涉及了高考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问题。“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但形式公平之后，仍有值得认识的问题。一次性纸笔考试的固有缺陷，是难以准确测量学生的实际能力，对会考试的学生更为有利；同时难以顾及诸如民族、性别、社会阶层等因素形成的学业差距，以及学生临场发挥的异常等等。多年来，高考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的调整上，诸如“3+1”还是“3+2”、“3+文综（理综）”等等。
高考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招生录取制度上。其中既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如前置性的分省定额制度不公，造成各地区之间录取分数的巨大差距，重点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也有权利平等的问题，如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考试权利。同样突出的，是在考试竞争之外，存在着诸如加分政策、保送生、定向生等各种特殊政策、明渠暗道，其中有些渠道正在成为腐败温床而受到公众极大的质疑。就高考公平而言，招生录取制度比考试制度更为重要，这也成为这一轮高考制度改革重要的指导思想。
（1）“倾斜的高考分数线”
中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考试公平；但各省录取学生的数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的录取率和录取分数差异极大。目前全国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70%多，但北京、上海等地的录取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九十。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它加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使得农村学生的处境更为不利。
（2）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的倾向
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居于金字塔之顶端。然而，这些国立研究型大学招生名额在各省的分配，同样不是均衡分配的，而是明显地向学校所在地的城市（省份）倾斜。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研究，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京大学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而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人可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