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的观照与无望的救赎

ayimidbaehovi

这个小说，从列子御风而行的寓言故事获取灵感，对现实生活进行嫁接对照，形成了一种对话，一种复调。外表看，有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子，更有卡尔维诺《祖先》三部曲的影子，或者说也有民间故事和寓言的影子。这重重的影子，迭照折射，形成朱朝敏“列子御风而行”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故事新编。
作品主人公叫马列，有时又叫列子，马列和列子同一个人，名字用在不同语境。飞起来的马列，叫列子；肉身凡胎的列子，叫马列。飞起来的列子可以跟颇有灵性的酒肉和尚谈禅论道，肉体凡胎的马列蝇营狗苟，生活混乱，六根不净，烦恼炽盛。但现实的马列和飞起来的马列———列子，却又在黄青青问题上发生了交集，怀着极大怨恨的马列，通过飞翔的列子之手，给黄青青和上司拍艳照，贴到网上泄愤，结果因为列子是马列处于幻像之时的状态，幻者拍出来幻象，自然无法成真，或者是幻影的幻影，两重的幻影无法成为可视的镜像。而且因为马列有违列子清静无为的本相，盗取的或者偶然假借的列子幻象，终于缘尽失效，马列也恢复了他的贪嗔痴慢的本色，丧失了飞行的功能。
这个作品的血肉还是与生活的密切相关的，对主人公生活及其处境的描述，投射了我们这个烦与乱、失序与失重、失魂与落魄的特征。马列除了没有乐趣的工作，就是与朋友的鬼魂，就是与女孩子的打情骂俏和偷情；而他的太太南子，他的女友黄青青，他的朋友严志及其相好小菲、他的乱搞下属文秘并行贿受贿的上司、他的歪门邪道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同事，等等，这种种众生，一个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似乎是佛门净土，里面住的也竟是跟女施主鬼混的花心和尚、酒肉和尚。整个红尘一派尘土飞扬，一派乌烟瘴气，人间芸芸众生，已经完全匍匐在地上，沉沦在酒色财气，争斗在物质欲望，没有任何一点灵魂超拔出世的希望。
在这样的污泥浊水中，而马列竟然忽然获得神通，没有任何来由的，具备了御风而行的本领。这神来之笔，忽然就有了思想，有了理念，有了破空而来的主体意识，作品也就有了一种根本形式。
自然，这样的主体意识，完全来自于作家的批判意识，来自于作者的一种观念，来自于作家灵魂深处的一粒种子———极端沉沦的当代人，如何获得灵魂的救赎？
我们所说的理念先行，其实又有什么错呢？当然，这种理念先行，背后是一种价值观考量，是一束对更完美生命状态和生存状态的光束的照耀。因为有了这样的超世俗的观照，才有了作品对现实状态做出的观察，并用理念，对所观察的对象进行分析判断推演，编制故事，无中生有或者改造真有，而生发出来一个小说。小说本来就是以虚击实的利器。从作家近期一系列作品看，理念才是刺激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很多著名作家提及自己创作某部重要作品的原初的冲动，亦即我们俗称的“灵感一现”，常常会回想到一幅幻觉般的画面，一个陌生而亲切的人物形象。我想，在朱朝敏身上，那也一定会是如灵魂出窍等从俗世飞跃云层的一次思考的闪光。朱朝敏的心智更喜欢宗教哲学层面，或者说更喜欢灵性层面的思考，所以占据她思维空间的是因果、是善与恶的纠缠，是真相与虚无的转换，是红尘与出世的对立统一。这些更适合由哲学家、道德家、宗教家用专业术语和艰涩言语推演布道的论题，朱朝敏却如此喜欢拿来做小说的题材。
平心而论，在哲学和宗教层面朱朝敏不会有新的突破，她的所思在禅宗公案里面都有论及。但当代文学中，产生一个具备鲜明的哲学、宗教禀赋而又领悟了“小说自觉性”的人，毕竟是件好事。像这样的作家，史铁生、北村、陈继明等就不用说了，女作家中，朱朝敏算是新冒出来的新锐，还有深圳的蔡东，近两年来发的中短篇，篇篇触及灵魂的状态和自救。看来，这种倾向，可能会成为一种有深度、有灵魂觉知能力的优秀作家的趋势，可能也是标志。
在艺术手法上，这个作品显然具有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想象的特征。“轻逸”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面提出的概念，被卡尔维诺视为他第一个要推荐的文学价值。在他的论述中，“轻逸”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如语言、结构的简洁、文学形象的奇特、用超现实的方式想象世界、以科学知识融入文学创造之中等，其中卡尔维诺最为重点阐释的是“轻逸”的想象———超越现实逻辑的想象方式。
文学为什么需要超越现实逻辑的轻逸想象呢？卡尔维诺解释说，是因为“本来可以成为我写作素材的生活事实，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具有的那种明快轻松感之间，存在着一条我日益难以跨越的鸿沟。大概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卡尔维诺并非逃避生活，而是强调文学家必须找到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这种轻逸文学的例子，卡尔维诺列举了科幻文学、童话、民间故事等。他的《分为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其实都是这类轻逸文学的代表文本。朱朝敏的这篇《列子御风而行》直接取材于寓言故事，具有卡尔维诺小说的神韵，也具有鲁迅“故事新编”系列的奇崛，作品把“现实、人性之重”以“艺术想象之轻”去表现，在轻巧的叙事中流露出对时代乱局和人性欲望的反思、对精神出路的思考。显然是可以归之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类型的小说序列的。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这个作品语言的简洁，结构的精巧，诗性的跳跃和留白等，也都呈现出作品以轻搏重、以虚击实的特有魅力。
这个作品的精巧之处还在于通篇构成了一种隐喻。为什么主人公叫马列，又叫列子？作者显然别有怀抱和影射。马列，我们自然知道影射了一种国人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也是某种价值、信仰和知识的隐喻，隐含了从全民信仰到全民拜物的判定和描述。马列象征了一个时代的整体存在；而列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的伟大的道家人物，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隐居郑国四十年，心胸豁达，淡泊名利，贫富不移，荣辱不惊，顺应大道，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后被道教尊奉为“冲虚真人”。但这个御风而行的得道真人，其实也有其局限，正如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按照著名学者张文江《内七篇析义》中的译释，庄子说的意思是说，这个列子的御风而行，终归还是有所凭借，并仍然自感具备神通而洋洋得意，体现出来的列子的境界，也仍然贪著计较而有所求。这倒也正是朱朝敏作品新编列子所正确解读出来的原型。
当代中国的马列-列子，其实并不清净，反而仍然贪婪烦恼愤怒恐惧，具备一个俗人全部的特征。所谓具备的御风而行的本领，只是让他更多了解了真相，关于他生命中发生关系的人的真实状态，也包括被人们视作净土的佛门和被视为灵魂干净的出家人的真实状态。当代中国的列子，也并不具备自我反省和认知的能力，所以他有偷窥、有拍照泄愤、有马列身上一切的问题和毛病。作者显然并没有将当代中国的列子，作为精神救赎的一种可能，一个选项，选择这样一个原本就六根不净的列子、一个不完美的列子作为马列的幻化，其实表达了作者对当代人即使具备更大能量、更多能力，但仍然无法自救的悲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其实已经是当代混乱心智投影的投影，幻象中的幻象，镜子中的镜子，正如作者借慧光之口点出来的：施主，病中之病，是幻中之幻啊，你说的拍下的真相，皆是你不在尘世所见，于不同你的人而言，真相不过就是假相。
当然，这个作品仍还有阐释空间，从更本质的层面发明，作品其实还探讨了佛道文化拯救世人的可能和局限。不是吗，如果说列子代表了一种道教的面向，慧光何尝不是代表了一种佛教的面向？但无论道教与佛教，在当代中国，都蒙上了尘埃，熏染了欲望，成为了吃宗教饭的神棍。即使这个神棍可能具有一定灵性，能够领悟一点造化的无常。但不能正本清源、不能自我完善的宗教，如果又不能落实到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不能触及人的灵魂，那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无法从这个作品中透出气来，我们也对作者的悲观而抱有同感。作品的结局，以失去神通，完全回到马列状态的咒骂作结：“飞个鸟，我本俗人一个。你这和尚更是俗不可耐，装逼修禅，蒙人不说，还玩强霸，不许别人有异议，我呸———”
这样的一个“我呸”———作者就残酷地将主人公，其实也就是把当代中国人打入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无望的冤冤相报、无始无终、没有尽头的轮回的循环。作品完成了自身的推演，作者完成自己的思维，小说完成了自身的成熟，而结局就是这样吊诡。
朱朝敏向以散文著称，她的散文，可以称之为新散文，注重自由、个性、民间、跨体、场景叙述等特性的兼容。着力小说创作则是近几年的事。据我有限的阅读，朱朝敏的小说，其实和她的散文创作坚持的是同一个主题，或者说出发点，即她在湖北省青创会上的发言《个人写作与时代表达》中提到的，“引导心灵、修复废墟”，朱朝敏也反复提到自己“一直追求能够写出我心灵、精神独特面的作品”，尊心灵、尊灵魂的写作，诗性的写作，可以说是朱朝敏文学作品的核心动力、自觉追求。
她发表在二〇一三年七月《文学界》的中篇小说《遁走曲》，著名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胡传吉盛赞小说写得好，“乡俗、人心、悟道，皆全，情感异常浓烈———但竟然能被作者藏得滴水不露，非常耐读。”据我所知，同类的表现对心灵的关注、对内在经验的关注、对人类精神处境的关注，对灵魂救赎的关注的作品，朱朝敏手头还有六个中短篇。笔者先睹为快的她的另一个作品《各生欢喜》，塑造了一群被命运捉弄的人，被因果左右的人，在自己的业力中造业、流转、挣扎的人，这些人最终都各得其所，各有领悟。作品立意颇高，探讨的是人在天意之下的无能为力、无奈而无助的处境。作品人物和意象富于隐喻，比如无忧潭，正如深不可测的人生欲望。小昭，如同仙女、天人。小才子张像当代中国的老夫子，儒者。纵是如此，仍然难以摆脱烦恼，乃至陷入困境。故事发生背景的庙村、庙村众生、庙寺和净了和尚、清风庵和小昭，使得作品具有整体象征性，是对从红尘、从众生五毒之苦出发，对天意、对终极、对彼岸、对如何获得拯救和现实超越的思考。然后是《列子御风而行》这个作品。这个系列，构成作者比较鲜明的个人特色。
如果说因为《列子御风而行》写到了道和佛，《各生欢喜》写到了儒和佛，而断定朱朝敏的宗教情结或者由此断定，朱朝敏开具的拯救人心的药方，就是佛教或者说宗教，也显然失之简单了。这种药方太好开，也太容易大而无当。
宗教能解决中国问题吗？能救治中国人的病吗？即使可以，但是如何能让中国人信呢？如何能撄住人心、收拾人心呢？中国人的病，自古至今，就是鲁迅所说的，瞒与骗，无特操，无可无不可。也就是李泽厚先生归纳命名的“乐感“文化所体现的世俗享受和现世追求。无论佛教还是道教，从来都是极小部分的金字塔尖的人群的宗教，从来都不曾真正深入人心，因果和轮回之说，审判和救赎之论，从来都不曾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知识和价值。
那怎样重建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呢？朱朝敏借用萧伯纳的上帝之说，即“上帝正在形成中。尽管谁也没有看见过上帝，但信者帮助它存在，上帝就是信者创作的对象。每天都有人在创造它，还有更多的人会创造下去”，以此借喻，作为自己为什么写作的认识，也认为这是文学的去处。可见，作家朱朝敏显然自有担当，自有怀抱，文学在她手里，绝不是摆设，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无用之大用。
通过朱朝敏的作品，可以相信，她抱持对佛学轮回和因果的笃信，愿意以佛教的慈悲和解脱，来为当代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难题，做某种观照。但她骨子里其实却是关注内心超过关注宗教教义，关注内在超越超过关注外在事功。从而，朱朝敏的文字，就具有了内在性的追问和力量。像《列子御风而行》中的列子，他与慧光的几番晤面，几番交锋，探讨的都是真与幻的问题，真相与幻象所由产生，总归都是由心进行评判，心是透明的，不可被欺骗的。像《各生欢喜》，导致一对可人儿夫妻伤心缘尽，各奔东西的所谓“真相”，总归无法呈现。谜底无法破解，人算不如天算。只有老天才是明白的。老天有眼。但老天不言，人如刍狗，受命运的拨弄，无从了解天意、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暗昧无知，徒做挣扎。作家最后的伦理面向，是对逃离红尘的赞赏———在领悟人生真相之后，所谓的世事无常、暗昧无知、七情六欲之类，都不过是闹剧。人生真正的价值确是看破造化，获得智慧，心生欢喜。
这样的带有比较高深的玄学、禅学色彩的推演，思辨性颇强的叙事推动，对读者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显然对于喜欢读故事、喜欢阅读快感的读者来讲，未免有点艰涩，有点纯粹。但这就是朱朝敏的执拗之处，是她不肯把小说降格为通俗故事的坚决之处。
如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所说的，西方文学最为普遍的内在经验，是它充满深渊的呼告，也时常发出拯救者到底在哪里的哀叹。文学的内在性，其实和这种呼告的精神、追问的经验密切相关。李敬泽也说，对人性的具有的内在性的思考和表达，在现代和当代文学中是一个偏僻薄弱的传统，我们有“苍凉的手势”，有得意时的轻浮和失意时的颓丧，有根植于中国文人传统的把一切化为情绪与情调、趣味与玩笑的习惯，有从“黑幕”、“官场”到“穿越”的举世罕见、根深蒂固的围绕权力的窥视、想象和向往；呼应着巨大的历史震荡，文学形成了两种路径依赖：浪漫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两个方向都回避或搁置了我们曾经遭遇和正在面对的问题。
没有罪感文化的背景，以书写世俗生活的幸福与残缺为主体，而少有追问存在困境与寻找精神救赎的意识的中国文学，何以写出内在性呢？中国现当代文学此类作品并不多见，除了“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鲁迅的作品、“让死活下去”以自塑性的宗教精神赋予困境尊严感与价值感的史铁生的作品、老舍和曹禺的部分作品，以及张承志的部分作品。中国不乏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意识勃发的现实主义作家，即使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招徕的先锋作家亦是如此。中国更不乏欲望化写作的传统。我想朱朝敏不属于这两者。尽管她尚不具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西方文学大家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直抵人心的功力，但她对人的内在性的自觉认知和对文学内心性的自觉追求，显然让她成为当代作家中极具个性的一位，成为尊灵魂写作的罕有作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