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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徽州地区文风独茂，被誉为东南邹鲁。徽州地区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徽商家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徽商为何十分重视家庭教教育？其原因众多，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徽商对于文化的深刻认识。徽商希望通过家庭教育使子孙后代学到文化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求得自身发展。
一、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方式
微商家庭教育的例子俯拾即得，其教育方式更是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延师课子”“亲自教学”“言传身教”三类。
许多徽商经营成功后，针对家庭教育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延师课子”，歙商江之鳌和许海即是如此。前者成为大贾后便“课子延名师，朝夕敬礼”;后者随着资业骎骎，同样“隆师课子，冀功见当世。”歙商许世积亦如江之鳌、许海般，在家业大起后就“塾延名师”，教育诸子。
除了延请名师外，有的徽商自身饱读诗书、阅历丰富，“亲自教学”。像歙县郑富伟，“晚岁归闲于双桥之上，督耕课读，优游自适”。如休宁程封和汪一麟，前者“季年释贾归隐，拓近地为菟裘，上奉母欢，下授诸子业”;后者“年几四十即退隐，日惟课诸子学业”。
与前两者相比，徽商家庭教育最常见的方式当属“言传身教”。如休商程镶临终前对子孙说：“吾少业儒有志未就，弃而为贾，籍籍有声，汝曹当明经修行，以善继述。”从而希望子孙能够一心习儒完成先人遗志。而歙商许侔先则常常对后人讲：“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希望子孙不要拘泥于职业差别，自己适合什么职业便从事什么职业，并鼓励子孙士农工商没有差别，一切以勇者为先。
当然徽商家庭教育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更多时候则是各种方式叠相为用，歙商江终慕便是如此。他经商成功后便“身归于歙，教壤、珍（终慕子）读书学文为举子，遂不复出”，并常对子孙言：“吾先世奕叶衣冠，今久易业为商贾，不可。”休商汪希勇同样如此，其在贾业有成后便常告诫仲子“必以经时务，佐明时，毋徒委靡为也”“以是隆师备至，日以望其显名于时”。
无论徽商采取“延师课子”，还是“亲自教学”，亦或是“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子孙能够学习知识、学习文化，从而为以后的实践作准备。
二、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内容
徽商家庭教育除了教育方式多样，教育内容也具有针对性，大致可以划分“职业教育”“家学教育”“品德教育”三种。
首先，关于“职业教育”，其具体内容包括应试制举和学习经商两大块。徽商又称儒商，自然十分重视子孙学习儒家文化知识，此外徽商更把应试制举当作一份职业看待，并希望子孙能够凭此应试登榜，从事官场，光耀门楣。如徽商汪良举有七个儿子，“两督其家，余俱使綴学，治举子业，延师课督，不遗余力”。歙商沙廷和同样如此，他自己成为大贾后，“尤专意程督诸子修儒术，延师课业，不遗余力”。众多例子中，歙商江终慕表现最为直接，尽管他经商十分成功，但仍旧认为欲大宗门唯有制举，因而时常告诫后代“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并“课子壤、珍举子业”。
除了教子孙应试科举，徽商还在家庭教育中强调学习经商。如歙商程致和从小读书，“不欲沾沾习博士艺，卜居春谷，行白圭治生之学”。而歙商黄崇德如程致和一样，在学习书本知识后便“法刁氏之任人，师周人之纤俭，效任氏之贵善，用国氏之富术”，遂成大贾。学习经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反复研究琢磨吃透所学知识方有所成。
徽商家庭教育除了内容上有针对性外，更是懂得因材施教，给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职业知识，让他从事适合的职业。如徽商汪海针对二子各以其材，“命体仁承家，其世吾业，为主器;体义治经术，其从叔父入太学”。休商吴次公同样如此，临终时嘱咐诸子“而翁从此西矣，大继当室，大纯佐之，大缙业已游成均，治经术，大绅从之”。
其次，除了职业教育外，微商同样注重“以经学传家”，进而形成“家学教育”。如黟商胡春帆虽然服贾，但常诫子孙“吾家世明经，苟不能上承家学，虽得科名不贵也”。歙商程其贤同样是教育后代“遵庭训，绍书香焉”。而歙商江振鹭也是谨遵父命学习儒术，进而“谨饬能诗，工楷法，克承家学”。
最后，徽商始终坚持对后辈进行“品德教育”。关于“品德教育”，主要分为个人道德教育、商业道德教育及为官教育三大内容。在社会环境下，无论入仕是否顺利，还是经商能否成功，其中最重要还是怎样做人，深谙此理的徽商十分注重个人道德的培养。例如歙商郑鉴元“居，恒以诚训其子弟”，教育子弟要诚实，而婺商许达则“以勤俭教家”，教子孙以勤俭。歙商江应和休商汪栋则教育后辈以忠厚自持，前者“作书遗诸子，谆谆忠厚积善为训”，后者言传子孙“幸勿苛刻，以失吾家忠厚风”。总之徽商培养子弟个人道德例子很多，有的教育子弟要“服膺天理”，有的教育子弟需“乐善好施”，有的教育子弟“毋以盈害成”……众多例子中，歙县吴岘山教育后辈做人堪称典型，其教育子孙“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由于徽俗不儒则贾，因而徽商同样重视商业道德教育和为官教育。关于经商，徽商则形成以廉立世、以诚立身、以信立业、以义取利、乐善好施的商业道德教育内容。例如徽商江次公教育子弟“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其意思是耕作利润和廉贾追求的利润相差无几，商人哪里比不上农民，要求子孙争做廉贾。
至于为官，徽商则以淡泊名利、廉洁奉公、勤勉务实等为主要教育内容。比如歙商江才之子江珍做官时，江才便告诫他“汝毋要名，毋希上官之旨，唯廉唯勤，唯镇之以静，而抚之以宽”，希望江珍做一位看淡名利、廉洁、勤勉、仁义的好官。徽商汪忠富则在季子学习制举时，就提醒他“学贵自修，非专为名尔，惟勤励俟命”，期望其子能够看轻名利。
三、成功的家庭教育影响
成功的家庭教育影响巨大，首先，让某些徽商子弟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如歙商江终慕之子江珍，嘉靖“甲辰，登进士第，乙巳，授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知县”，而自己被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主事”。
其次，成功的家庭教育又使徽商能够经商成功，资业大起。像歙商黄崇德和程致和两人积极从书本汲取营养，前者“一岁中其息什一之，已而升倍之，为大贾矣”;后者“凡十年而素封”。休商吴天衢同样以儒术饬贾，“以信义交易，运筹数载，贾业大振，遂称素封”。通过家庭教育使得家学得以传承，世代守之。休商汪应浩便是通过继承家学，“传子一经，课以制举业”。绩商章献邦同样是“家世业儒”，而“少承家学”，可惜两试不售，遂隐于贾。
最后，在家庭教育浸润下的徽商，往往以儒行事，备受尊重。如歙商黄公茂和黄玑芳，前者“雅好儒术”，善于治生，勤于乐施，传日：“富而好行其德”;后者少读朱子书，以儒术行贾事，“好儒备礼者，亦钦其德”。歙商黄玄赐也因伏膺儒术，临财廉取，被齐鲁人评之“非惟良贾，且为良士焉”。徽商家庭教育带来的这些影响，都是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实现的，而徽商也因在教育中注重教授子孙文化知识又表现出“贾而好儒”的现象。
四、徽商重视家庭教育内在机理
徽商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教育，第一，是当地风俗的促进。“新安（徽州）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正是因为如此，徽州人不仅以朱熹为荣，更以朱熹为学习榜样，自然“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只有这样，徽州才形成儒风独茂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促进徽州文化知识的发展，尤其是促进徽州子孙后代学习儒家文化知识。
第二，是应试制举、光耀门楣的需要。随着科举考试的制度化、规范化、模范化，徽商弟子积极学习儒家文化、参加科举考试。同时，科举中榜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让徽商把科举考试作为提高自身乃至家族身份地位的跳板。
第三，是学习经商的需要。汪可训初经商不利，“再发货殖传读之”，于是“大辟奥堂，创所未有”。徽商张光祖更是通过学春秋三传，在圣贤书中领悟治业之道，“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最多”。
第四，是传承家学的需要。徽商通过家庭教育，就是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继家学，绍书香。就像黟商胡春帆时常对子孙言：“吾家世明经，苟不能上承家学，虽得科名不贵也。”就如歙商江羲龄常诫后辈“吾家中丞公、侍御公以来，世守一经，策名清时，苟不事诗书，而徒工货殖，非所以承先志也”。
第五，是為人处世的需要。在社会上无论入仕还是经商都需要学会自己做事、与人相处、与人共事，懂得此中道理的徽商积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如歙商许文林儒雅喜吟，“以信义行市中，不出阑蔺，而远近归之如流，家益大起”。若许文林不是饱受诗书浸润，又怎能坚持信义，以致远近归之呢？再如歙商许海，“涉经史，善继大事，事有不平，公居其间数言而解”。假如许海不涉经史，又怎会遇事不平数言解之？正是因为处世做人处处需要文化，才使得徽商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化为己用，或“忠厚自持”或“与人交尚信义”或“以儒术饬贾事”或“引经义自断”……
总之，徽商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多种多样，而无论哪一种原因都是在强调学习传统文化，这说明徽商深刻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通过家庭教育让后辈掌握文化知识使其谋得自身发展。
五、结语
徽商家庭教育方式的多样化，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不仅使徽商子弟受到的教育具有全面性，还使徽商子弟依据需要接受不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因材施教。无论是家庭教育方式还是教育内容都充分显示出徽商对家庭教育的重视，这与徽州学风独茂的风俗和徽商希望通过家庭教育使子弟能够实现耀门楣、继家学、走商界等原因紧密联系。徽商家庭教育不仅使徽商子弟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其家庭教育始终强调文化知识学习，还显示出徽商对文化知识的深刻认识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更使徽商群体在文化上呈现出自觉性的倾向。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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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7 18:2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