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灯塔

uhitseil

人们总是把灯塔形容得那么多情、那么俊俏：什么“闪烁的星星”啊，什么“指路的明灯”啊，还有“航海者的情侣”……其实，用这样的笔调形容灯塔的人，往往是没有上过灯塔的，甚至是没有登过灯岛的，他们也许只是远远地望着灯塔发出的光束，就觉得它是那么的迷人。
其实，灯塔所在的位置，恰恰是礁石嶙峋、危机四伏的危险区域。灯塔给人的警示其实是非常严肃的，而不是多情和温柔的。很多人误会灯塔了。
我上岛采访过中国五六个大灯塔，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南方的花鸟山灯塔，整整一周，不是因为留恋灯塔不想下岛，而是因为刮大风起大浪了，班轮停航，等候海事部门通知。我们在灯岛上天天吃豆腐、豆腐干，没有蔬菜，也没有肉。
我在北方大连海外的圆岛灯塔住了7天，是海军登陆艇把我送上岛的，时间是1986年。回来后，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圆岛协奏曲》，开场白是这样描写的：“‘B109’号登陆艇昂着船头，用最高的航速向前驶去，我站在船头挡板的顶端。近了，更近了！面积只有0.32平方米，抽一支烟就可以绕一周的圆岛近在咫尺，那半个水泥斜坡大概就算是码头了吧？‘B109’号向这块小斜坡狠命冲刺，嗵！我简直是被登陆艇前冲的惯性‘摔’上坡的，脚底打滑，一个趔趄俯身倒地，脸贴在湿漉漉的青苔上。此刻，一只粗厚的大手揪住了我。季开华！圆岛灯塔站的站长……”
通过这样真实的描写，读者可想而知这圆岛的位置是何等险峻，灯塔工的生活是何等困苦，一旦风大浪高，供应船靠不上岛，不能接近那个一半在水面之上、一半在海水之下的斜坡，那就断了肉类和蔬菜，连一块豆腐干都没有，灯塔工只能用酱油拌着发霉的米饭度日；生病了，只能期望自然康复，哪有什么“及时送医”“视频问诊”？那个年月，海上的灯塔里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灯塔工守卫着灯塔几乎像“野外求生”，想改善伙食，要么自己抓鱼去。但是一叶小舟在海上颠簸，也是相当危险的。
我问季开华站长的儿子：“如果叔叔要送你一样东西，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没想到他回答：“叔叔，我要大气球！”
我又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大气球呢？”他说：“我拉住气球的绳子就可以飘走，离开圆岛啦！”
5年之后，40出头的圆岛灯塔站站长季开华因病离开了人世。闻此噩耗，我扼腕长叹，他还有妻子和孩子啊！他还是壮年啊！他为灯塔贡献了一切！
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写过一篇著名小说，叫《灯塔看守人》。他是这样描写小说主人翁的：“对于史卡汶思基，这座灯塔也就是一半等于坟墓。没有比灯塔上的生活更单调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僧人的生活，实际上还不止于此——这简直是一个隐居苦修者的生活……”
中国的散文家描摹灯塔就比较“正能量”了，也许是这样的：灯塔为舰船指明危险的礁石浅滩，而自己的立身之地却往往在奇礁怪石之上，这种赠人以安全、置己于险地的精神，也许就是它令人崇敬的缘由。
灯塔的定义是：凡顶部装有发光设备（透镜在300 mm以上，射程在10 n mile以上），可以昼夜指引船舶安全航行的有专人管理的塔形建筑物。
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打越洋电话给交通部上海航标厂厂长，说：“贵国所有的沿海大灯塔都是我们英国造的，我们保留了这些灯塔的完整资料，包括设计图纸，我们可以帮助贵国对已经建造百年的沿海灯塔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提高它们的射程……”
确实，中国的沿海大灯塔基本上都是英国人造的；确实，这些灯塔一会儿属于交通部管辖，一会儿归海军管理，一会儿又下放到地方，让省里管……资料流失比较多，设备保养比较马虎，射程也没有跟上现代航海的需求。
但是，中方婉拒英方，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中国近代沿海大灯塔不仅都是英国人造的，就连介绍这些大灯塔的书都是上海海关副税务、英国人班思德（Banister）写的，书名叫《中国沿海灯塔志》，出版时间是1932年。这本大大的厚厚的书，介绍了中国每一座沿海灯塔的起源、发展、构造以及位置，甚至还记录了岛上的传说和鬼怪故事。
我数次翻阅《中国沿海灯塔志》，书里有上百幅照片，完整展示了我国海岸线上的灯塔面貌，一览无余。
这本书的中文版开篇是这样写的（应该说写得很精彩）：“夫海岸之灯塔，猶海上之逻卒也。处境岑寂，与世隔绝，一灯孤悬，四周幽暗。海风挟势以狂吼，怒潮排空而袭击，时有船只覆没之惨，常闻舟子呼援之声……”
1949年之前，不要说建造灯塔，不要说记录灯塔的灯塔志，就是中国沿海灯塔的管理，都是由英国人来担当的，灯塔和灯岛，俨然是一块“小殖民地”，中国老百姓不得随意靠近灯塔，否则英国人会开枪射杀！这就是在中国的国土上发生的咄咄怪事，这就是殖民者的横行霸道！
如今，中国沿海灯塔的管理者和守护者，当然没有一个外国人，外国人想深入参观一下，都必须经过批准。
据我所知，《中国沿海灯塔志》中文版，在上海仅有两本，一本存于上海航道局，一本藏在上海航标厂。当年10元的一本书，2013年孔夫子网拍卖过一本，起拍价已经涨到2 580元。
眼下，随着科技突飞猛进，海洋航行已经广泛应用GPS、北斗等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海船航行的导航雷达已经能做到精确定位，用不着借助灯塔来了解和确定自己的位置。灯塔的作用不是那么突出了，航海者不是那么依赖它了。
那么，灯塔还有什么实际作用吗？它是不是已经成为海岸线上的一种摆设？不，它还保留着一部分原始作用，例如：可以指引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迷航的船只，可以指引落水船员救生，等等。还有，俊美的灯塔可以成为旅游景点；还有，特殊的灯塔，与哨所、界碑一起被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我国南海数座灯塔就代表着“此处乃中国神圣国土”。如今，灯塔的意义和地位，已经超出了它的初衷。
老灯塔到底还有没有新作用？回答是肯定的。中国航标专家李汶多年来连续向交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等有关部门建议：每一座沿海灯塔都可以建成一个灯塔博物馆，灯塔的内涵其实是相当丰富的，灯塔的历史是悠长的，废弃它非常可惜。欧洲有许多灯塔都改成了灯塔博物馆。
终于，在李汶先生的不懈努力下，从东海的灯塔开始，灯塔博物馆在我国一个个建立起来，供游人参观，拍照留念。灯塔也从过去的险峻、冷酷，变得温和，变得“平易近人”。
以我国著名灯塔、山东的成山头灯塔为例，灯塔外早就空出一大片广场，供游人驻足。灯塔旁竖有一块铜质标牌，介绍其来龙去脉——成山头素有“中国好望角”之美誉，是我国沿海重要的海上通道、国际通航水域和重要渔场。成山头设立航行标志，始于1821年，以木杆悬挂油灯用于导航；1863年建一花岗石烽火标，以火光导航。灯塔建造于1874年12月15日。1892年，改装明灭镜机。1909年，改装白炽灯头。1990年，进行灯笼改造……
原来，成山头灯塔“生于”1821年，是一位将近200岁的“老人”，如今它是那么慈祥、和蔼。
我写过一本科普书叫《神秘的航标灯》，是专门介绍航标知识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经出版了多种关于航标的技术类书籍，中、高级的都有，唯独没有一本航标科普类的书。我想，机会来了，我来填补这个空白，也为青少年朋友做点科普方面的好事（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是“青少年”）。
因为没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资料，那本书写得很艰难。写完之后，我诚惶诚恐地把它拿到中国航标制造业的鼻祖史瑞昌先生办公室，请他审阅。
史瑞昌先生花了几天时间审阅，然后写了4张纸，为我的书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为我指点迷津。他用笔划掉了我的手稿“后记”里的一句话：“此书请航标高级工程师史瑞昌审阅，作者在此一并感谢。”他摇摇手：“不要写了。”
我被老一辈航标专家的境界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3年，拙作《神秘的航标灯》终于由国家海洋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第一本個人专著。这本书获得了上海市第二届科普作品三等奖，后来就我加入了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后来我要评高级职称，这本书帮了我的大忙。
当我拿到《神秘的航标灯》样书之后，立刻就送到史瑞昌先生的办公室，再次请他批评指正。他老人家似乎比我还兴奋，拆开一包上好香烟，递给我这个不抽烟的人一支，用沪语说：“来来，吃一根，吃一根！”
史瑞昌先生年轻的时候在船上当水手，一对美国老夫妇看中了他的白净、机灵和忠厚：“你当我们的儿子吧？”史瑞昌来到美国之后，养父母把他送进音乐学院，专攻小提琴。毕业以后，又送他到理工大学深造。毕业以后，史瑞昌却向美国养父母提出：“我要回去，我要回中国。”
后来，他跑遍了中国的沿海灯塔；后来，他当了航标制造厂的首任厂长；后来，他当总工程师；后来，他升为高工；再后来，就什么都不是了。“文革”中，“造反派”责令他到食堂卖饭菜票，再叫他到草丛里捉蟋蟀供他们玩……
我很庆幸，中国的两位最具权威的航标专家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一位是1949年以后最早从事航标管理的李汶先生，一位是中国最早开始制造航标的史瑞昌先生，我从他们高尚的灵魂感受到了足够的光芒，他们真的就像灯塔一般，为一艘晃晃悠悠的小船导航。
最近，《时代周刊》评选出史上最伟大的100部小说，其中就有一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到灯塔去》，书中有一句话读起来觉得深奥：“人怀着庄严感缩回自我，一个楔形的隐秘的内核，是别人所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