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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一强认为,“莆田系”医院加强自律,对推动民营医院的发展有好处,但其已经造成的民营医院信誉下降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对于“莆田系”医院,还是其他民营医院,只有通过立法,提高违法成本,加强监管,才能让民营医院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抗争两年,难逃病魔之手
魏则西大二查出滑膜肉瘤(一种软组织恶性肿瘤)时,已属中晚期。这种少见的恶性软组织肿瘤生存率很低。魏则西曾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据称,当时国内医生给的下一步治疗方案是服用PD-1抗体药物。这“应该是最有疗效的药,但价格相当高,而且如果耐药的话,可能要一直用下去,这对于则西的家里,基本是不可能负担得起的。因此,万不得已,则西只能选择美国那边的临床试验,用他自己的话说,‘把身体卖给美国人’,风险比较大,但万一成功了,后续康复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魏则西生前提到的美国临床试验,推测可能就是武警北京二院肿瘤生物治疗中心为其实施的、声称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的DC-CIK细胞免疫疗法。魏父回忆,为给孩子看病,当初他用百度搜索“滑膜肉瘤”,得到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武警北京二院生物治疗中心的推广内容。随后,他专程赴京踩点、咨询。武警北京二院生物治疗中心一名姓李的主任看过魏则西报告单后,保证说“活二十年没问题”。
从2014年9月开始,魏则西以每三个月一次的频率到京接受生物免疫治疗,同时坚持在西安放化疗。到2015年7月,花费几十万元后,肿瘤还是不受控制地转移至肺部。2016年4月12日,与肿瘤抗争两年的魏则西还是走了。
涉事中心坑了不少人
5月3日,记者来到武警北京二院。院门口明显加强了安保,只要有人进入,保安就会警惕地上前询问。
魏则西事件涉及的生物治疗中心,位于院内东侧住院部一层,进门左转就能见到“生物诊疗中心”六个醒目的绿色大字。记者从挂号处获悉,该诊疗中心已经停诊,但分诊台前仍有3名武警和3名保安来回巡查,每当有人靠近诊室所在的走廊,就会立刻阻止。
分诊台前,约有十多名在该中心进行过生物免疫疗法的患者,聚在一起要求退款。他们当初选择这里也是受了网上“广告”的吸引,知道魏则西的事情后,感觉被骗了,想要医院给个说法。来自湖南常德的余女士说,女儿女婿通过网络搜索“癌症”,在首页就看到了武警北京二院,“它打着国内第一家生物治疗机构的口号,而且是个三甲医院,就想过来进行辅助治疗。”另一名来自内蒙古的患者说,这家医院“在家乡名气很大”,可现在才知道,这个科室是外包的。
安徽黄山的李女士已接受了两个疗程的免疫治疗,第一个疗程花了3万,第二个疗程6万。她说自己接受的治疗“就是从手腕抽血,取出细胞,培养8天再注射回来,说是能提高免疫癌症的能力,但感觉效果并不好。”
科室是承包的,医生是没发过相关论文的
此次事件中,让人十分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何部队三甲医院也变得不可信了?5月4日,媒体曝光的两段电话录音证实,“莆田系”公司花重金运作,承包了武警北京二院的科室。
“莆田系”是莆田人所辖医院集合的简称,这些医院大部分是男科、妇科、不孕不育、整形等专科民营医院。由于医疗水平、夸大宣传、胡乱收费等问题,莆田系医院的整体口碑一直较差。这也是公众获悉武警北京二院生物治疗中心被“莆田系”承包后,反应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现行法规来看,这样的科室承包属于违规行为。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在5月4日的公开讲话中指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而出租科室,从性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变相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转让和出借。
不仅科室承包存在问题,从媒体的深度调查中不难发现,负责治疗的“专家”也不甚靠谱。据魏父回忆,当时李姓主任介绍说,这项技术(DC-CIK生物免疫疗法)是斯坦福研发出来的,他们是合作方,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但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对外联络与公共关系事务部贝基·巴赫在5月5日回复,该校“与‘魏则西事件’及涉事医院绝对无关”。斯坦福大学临床试验数据库资料显示,在该校开展的临床研究中,涉及CIK免疫疗法的只有两项,其中一项用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骨髓增殖性疾病,另一项用于治疗高风险恶性血液病。
事实上,早在2014年,光明网就曾刊文指出,在中国知网(国内知名中外学术资源服务网站)搜索武警北京二院肿瘤生物中心大力宣传的温洪泽、郭跃生、李志亮三位主任医师,并未发现他们发表过任何相关文献。
免疫疗法到底有什么价值
魏则西的死让我们知道了一种叫做“滑膜肉瘤”的罕见病,也让公众对一种叫做“免疫疗法”的新型医疗技术疑窦丛生。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副理事长、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主任罗荣城说:“生物治疗与细胞免疫疗法是受到世界肿瘤学界认可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名誉院长徐光炜也表示,免疫疗法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治疗方式之一,或许能带来癌症治愈新希望。但目前,免疫疗法作为一种新医疗技术,缺乏大量的循证医学论证,可能只对某些病人有效。目前免疫疗法对淋巴瘤、黑色素瘤等非实体瘤有一定效果,夸大其词地宣传效果,容易误导病人。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生物治疗中心主任夏建川教授说:“近几年,细胞免疫治疗在欧美、国内都是肿瘤领域的研究热点,不存在‘被国外淘汰’、‘虚假疗法’之说。”
罗荣城教授介绍,肿瘤的治疗模式有两种:一是细胞杀伤,二是细胞调节。传统手术、化疗、放疗等治疗方法属于前者,对病人的身体存在一定的伤害;后者以提高机体的生物反应能力(包括免疫力)为目的,对病人损伤最小、获益最大,免疫治疗就是其一。
目前免疫治疗大致分两种:一种是把肿瘤的特征“告诉”免疫细胞,让它们去搜寻、杀伤;另一种是防止免疫细胞被麻痹,能够继续攻击肿瘤细胞。
第一种思路的代表是目前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CAR-T疗法,对淋巴瘤、白血病、神经胶质瘤有不错的疗效。此次事件中涉及的CIK/DC-CIK疗法,也属于体外训练免疫细胞“战士”的做法,其在世界范围的许多医院和科研机构都有相关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如德国最大的细胞治疗中心法兰克福细胞治疗中心仍在使用CIK等细胞免疫疗法。但就魏则西的案例来说,他已属滑膜肉瘤晚期,放化疗已难解决问题,后来找到的DC-CIK疗法成为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精准医学讲求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方法,用在正确的病人身上。这个案例则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病人,用了缺少循证医学证据的治疗方法。” 罗荣城说。
第二种思路的代表是PD-1抗体药物,能阻断肿瘤细胞对T细胞的“欺骗”,让其恢复对肿瘤细胞的杀伤。魏则西后来托香港朋友带回来的产生疗效的“靶向药”Keytruda,正是最早被美国FDA批准的首个PD-1抗体药物。
魏则西事件后,也有网友偏激地说,“凡是把免疫治疗称为肿瘤‘第四大疗法’的医院、专家都不靠谱”。但夏建川指出,就整个肿瘤治疗体系来看,生物治疗确是继手术、放疗、化疗等肿瘤常规治疗方法之后的第四种模式,前景明朗。
事件暴露几大社会问题
一名21岁年轻人的死亡会引起巨大社会反应,更多地源于整个事件暴露出的深层社会问题,将深藏已久的医疗暗潮掀出水面。
问题一:枉顾道德的百度竞价。魏则西之死,最早引爆的舆论炸弹无疑是百度。莆田系一位老板透露,医院必须每个月给百度交3万元,否则域名在百度上就搜索不到。
百度内部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广告主出价只是广告排名的一个因素,公司还会对网页质量、用户意图等进行综合计算考量。他提到,仅2015年就拒绝医疗虚假推广3000万个,拒绝不良账户438300个。但这并没有使虚假广告真正绝迹。
“目前国家司法实践对百度的竞价排名模式存在争议。”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除缺乏对互联网搜索引擎广告性质的明文规定外,此次事件还暴露了两大问题,其一,互联网医疗广告缺乏监管。尽管新《广告法》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多部法律提出了对医疗广告的规定,但缺乏工商总局广告司、国家网信办、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的协调监督管理,也缺乏线上与线下的共同治理。其二,商业利益与道德伦理的抉择问题。在面对商业利益与道德伦理时,百度选择了前者。这与缺乏一个政府标准有关。
问题二:部队医院的灰色地带。从查证医院官网管理信息,到曝光电话录音,“莆田系”公司与武警北京二院生物治疗中心的承包关系几乎已经无可辩驳。
2000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禁止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其它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等。2004年,承包科室更被卫生部列入严打之列。但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博士表示,由于卫计委(原卫生部)无法管理解放军系统和武警系统的医院,导致地方医院早已开始打击的现象,在军队系统仍长期存在。一位在部队医院军务部门工作的张姓参谋透露,地方监管不了,部队系统透明度相对有限,于是一些下级医院为追逐利益,便选择铤而走险。
庄一强表示,公立医院不该以盈利为宗旨,但科室承租方必须以提高收费获利,否则承包就失去了意义。在他看来,随着《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的落实,当更多部队医院转交地方,老百姓反而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资源。
问题三:民营医院的野蛮生长。承包武警北京二院生物治疗中心的“莆田系”公司,声誉一直不好。但不能否认,这一壮大于上世纪末的组织是当前民营医院的“中流砥柱”。一位业内资深人士透露,“莆田系”喜欢承包大医院的皮肤科、男科、妇科等,因为这些在一些医院属于冷门科室,而且像皮肤科这种,即使治不好,也不会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药物成本也低,有时几块钱的药膏可以卖到上千元。这对花费百万元到千万元承包费的承包方来说,无疑是极好的回本方式。
庄一强认为,“莆田系”医院加强自律,对推动民营医院的发展有好处,但其已经造成的民营医院信誉下降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对于“莆田系”医院,还是其他民营医院,只有通过立法,提高违法成本,加强监管,才能让民营医院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问题四:癌症患者的治疗误区。魏则西全家举债,积极治疗,最终却换来了“人财两空”。这当然值得同情,但也反映出部分癌症晚期患者在治疗中的误区。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名誉院长徐光炜认为,非晚期癌症患者以根治为首选,晚期癌症应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癌症晚期病人最重要的事不是治疗,而是在保障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延长生命期。因为反复手术、放化疗造成的高烧、疼痛、难以吞咽等反应,时常会让癌症病人生不如死。
面对死亡,本能的求生欲望让部分患者看到新疗法就偏听偏信。徐光炜说,他不建议病人用过多新疗法,因为这些疗法往往不够完善。对于新技术,最好多走几家医院,至少询问3位以上医生的意见,获得足够信息再决定。如果在大多数医院诊断治愈率极低的情况下,个别医院敢于宣传“100%治愈”或以“免费”为噱头,就必须警惕。保守治疗不是放弃,相反能保证患者的生存质量。徐光炜强调,不仅是治疗方式,用药最好也要保守,尤其所谓的“老药”,都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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