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之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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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近几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发展可分为启蒙、开创、起步和发展四个阶段。启蒙期以北京大学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代表，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的萌芽阶段；开创期主要是国民政府研究生教育创办期间开展了大量的制度化建设；起步期初步构建了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的系统框架；发展期对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运行机制、运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得到了系统发展。
关键词：研究生；培养机制；分期；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3；G649.29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24
收稿日期：20151215
作者简介：罗勤（1972-），女，湖北省荆门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及高等教育学研究；
梁传杰（1970-），男，湖北省天门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9卷
第4期罗勤等：中国百年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之嬗变
2013年7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条主线和两个着力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内容，贯穿于文件始终。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成为当下中国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三大支柱。中国研究生教育萌芽于晚清时期，百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形成了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所特有的运行轨迹，并伴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蒙、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变化。回首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大体可以将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启蒙期（1902年—1929年），第二阶段为开创期（1930年—1948年），第三阶段为起步期（1949年—1991年），第四阶段发展期（1992年—2004年）。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蒙期（1902年—1929年）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当时清政府虽然已处于风雨飘摇、行将就木之际，但当时的有识之士强烈地意识到国家的兴旺需要人才，尤其是需要有一批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的一流学术人才。于是在清光绪28年，亦即公元1902年，晚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提出了要在大学堂之上，另行设立专门的大学院。此后不久，又将大学院改名称为通儒院。通儒院召收大学堂毕业的优秀学生继续深造，将通儒院定位于“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启蒙期的两所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即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启蒙期的先驱和代表。
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处于初创期，高等教育极不发达，研究生教育正处于发轫期，极贫极弱的社会其实对研究生教育并无廹切需求，因而也导致了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主导思想并不明确，整个研究生教育处于摸索期，因此，当时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主要是其运行机制，而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只有北京大学国学门在动力机制上初露端倪，在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的文件中有所反映，提出了各门学科设奖学金额若干名，每年给予优秀学生一定的奖学金。当时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主要表现在运行机制上，包括国家宏观管理机制、培养单位管理机制、培养单位招生机制和培养单位培养机制等几方面。
（一）研究生培养国家宏观管理机制
这一时期研究生培养机制从国家宏观管理机制上来看，体现了国家引导、学校管理为主的办学思想。无论是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还是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都是在当前清政府或民国政府当时的办学思路引导下，由两所学校自主开展研究生培养。这一时期采取了政府管理为辅、学校自主开展研究生培养为主的办学管理制度。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该规程对大学院的属性进行了规定，即为大学教授与研究生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同时对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培养要求、学制和授予学位要求提出了比较粗略的要求。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研究生培养的管理机制、招生机制和培养机制上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研究生教育处于萌芽期所决定的。
（二）培养单位的管理机制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大学办学之初就各有其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因此，在研究生培养的管理机制上有明显的差异。
1.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管理机制。
北京大学国学门在蔡元培先生出任校长后，国学门对组织结构进行了设计。国学门由登录室、研究室、编辑室（即“三室”）和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即“五会”）组成。北京大学国学门三室的设置，其实是一种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的制度设计。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研究规则》中，明确提出，“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己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经北京大学相关管理机构审查合格后，申请者可进入北京大学开展研究工作。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如确有需要，可向本学科系主任和系教授会提出申请，聘请本校其他教员以及国内外相关学者指导其开展研究工作。最后，对于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则由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三室的设置体现了当时的培养和管理程序，即从招收到培养而后将研究成果整理完成的一种培养程序和管理体系。而其“五室”的设置则是一种学科专业的划分，主要是按我国历来的学术传统和当时北京大学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划分和设置。
在成立“五会”的基础上，北京大学效法西方大学设立研究所的做法，相应地成立了许多研究所。蔡元培对于学会与研究所的设立，予以大力支持，这与他曾留学德国并受德国研究生教育模式的影响不无关系。他认为，要开展有效的研究生教育，必须在大学内部设立专门的研究所，这也是洪堡的主要办学思想。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财力有限，对北京大学支持不够，而当时研究生及社会学术资源却相对丰富，因而北京大学国学门采取了研究所与学会结合的制度设计，通过聘请少数专家引导加入新国学运动，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其效能，不失为当时一种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