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迷途

ireriqer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史铁生就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对于启蒙思想的深刻怀疑。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相信作家理应向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迷途。史铁生逐渐从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蜕变成了一个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他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史铁生小说是一个映射及反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关键词：史铁生；小说；启蒙神话；生命迷途
在近现代以来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小说的兴起虽然只是文学领域内的一个现代性事件，但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询，尤其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思想的表达媒介。那些萦绕于人物存在困境周遭的小说叙事，不仅对我们常见的异化境地洞幽烛微，而且亦能在体察个人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与此现代社会诸般精神病症相对应的价值诉求。尽管这种价值诉求远非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但正因其对我们具体生活状况的勘察与理解，才能使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小说叙事的窸窣低语中发现“生活在别处”的诸多可能——在一些心怀理想的人看来，似乎惟有小说家所描画的生存世界，才有望令我们脱离世俗生活的无情压迫，并在一种艺术化的审美想象中，去安顿、整合自我生命的破碎灵魂，此即为“生活在别处”的真义之所在。毫无疑问，这一点也蕴涵了小说以审美救世之举实施其叙事关怀的现代性价值。倘若循此观念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则有理由相信在近30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启蒙思潮之所以如此繁荣昌盛，实与之前小说所发生的这一现代性转变密切相关。
一、当代文学的启蒙局限
在当代文学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尽管中国作家在揭示人性异化与呼唤社会正义的批判哲学中，预设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思想理念，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却因了中国作家无时或忘的历史记忆，从而在不经意间构筑起了一则喧嚣扰攘的启蒙神话。在这个启蒙神话里，只有启蒙者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生的自大与狂妄，它不仅坚信人定胜天，而且还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同时，让小说日益远离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人学本质。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中这一启蒙神话的形成，源于新时期初中国作家满怀创痛的“文革”记忆，因为对那段历史的深重桎梏难以释怀，故而中国作家在“文革”叙述中，才会表现得如此愤怒激昂与悲戚惆怅，由是也自会在关怀个人的生存境遇之外，衍生出一种充满了实用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主题。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在历史叙述中对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鼎力追逐，已然超越了对个人生活世界的倾心关注：且看在当代作家笔下，那些身处异化境地的各色人物，哪一位不是代言作家批判意识的历史符号？他或她脸上孤苦无告的眼泪，反倒成为了镶嵌在宏大历史叙事周遭似有若无的黯淡花边。可以肯定的是，设若小说不能轻轻拭去人们脸上的泪水，那么它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同时也无力担当“人学”这一小说的现代性称谓——当代文学陷入启蒙的迷途，似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作家一个难以克服的思想病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史铁生，一位在勘破了启蒙神话之后，让小说重返神性之维的优秀作家。
作为一位思想者，史铁生从不讳言自己的精神痛苦和信仰危机，他在写作中不仅记述了存在的残缺与苦难，而且也通过考量生命价值的思想方式，向世人呈现了自我灵魂的无尽迷途：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1997年的《务虚笔记》，再到2006年的《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的写作似乎正越来越趋向于宗教救赎的思想路径。尽管“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价值来等具有世俗意味的启蒙哲学，依旧是史铁生念兹在兹的书写对象，但诸如“我”为何而来、去往何方，以及“我”作为个人的存在有限性问题等宗教哲学思想，却已成为他生命后期小说创作的核心命题。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史铁生有关人类存在限度性问题的思考却往往被学界误解，出于一种习见的社会价值，人们更愿意将他解读成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斗士。如吴俊在《当代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就认为作家从写残疾人到写人的残疾这一转换，实际上体现了史铁生揭示病苦、意在疗救的创作观念。这种以启蒙的偏见为主旨的研究范式，往往为史铁生作品赋予了合乎社会价值的励志涵义。新世纪学界对史铁生的研究尽管更为深入，却因研究者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执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铁生成为了引领研究者展开自我生命哲思的一种文化符号，例如胡山林的研究论文就颇为典型。以上两种研究趋势，或局限于社会的普遍道德，或受制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多多少少都忽视了史铁生小说在当代启蒙文学中所特有的思想价值。
事实上与大多数启蒙作家相比，史铁生常常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产生怀疑，他在弘扬人性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追问造成生命奥秘的某种“更高力量”。他对现代性语境下人之主体性神话的反思，尽管以宿命论的思想方式呈现出来，却在神性之维重新考量了人类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形成的宗教救赎思想，不仅传达了作家个人的生命哲思，而且也颠覆了当代文学的启蒙神话。从一个20世纪80年代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到90年代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史铁生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就此而言，史铁生小说的思想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启蒙神话的勘破和对神性之维的召唤，它还是一个映射及反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二、史铁生小说的启蒙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史铁生也和其他作家一样秉承了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但他的启蒙者形象却卓然独立于同时代的思想潮流之外。较之那些具有英雄情结的启蒙作家，史铁生小说并不具备启蒙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憎恨美学，反倒是以审美静观的思想理路，在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叙述中，悠悠然寻找到了心灵的栖居地。譬如同是反映知青生活，写下《黑骏马》和《今夜有暴风雪》的张承志与梁晓声等人壮怀激烈，常于历史批判和政治讽喻中彰显出一派暴躁凌厉的美学风格——此即为启蒙者在面对世俗庸众时所常见的憎恨美学。而反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知青题材作品，却大大超越了知青文学在“文革”叙述中所隐含的政治历史意图。作为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对照的彼岸世界，“清平湾”不只具备地理学意义，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价值之源头。当史铁生津津乐道于“清平湾”的人事风华时，其实已传达出了一种自我如何得救的启蒙哲学。对于史铁生而言，这部作品就是思考“我”如何在场和如何活出价值来的启蒙之作：人惟有投身于至大无外的自然，才能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自然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并进而实现生命的不朽。在这部作品审美救世的启蒙主题中，已隐然可见史铁生对于启蒙哲学的深刻质疑。可以这样理解，1980年代中期的史铁生，至少在思想方式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果说张承志和梁晓声等知青作家，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做一个道德训诫者，那么史铁生则反躬内省，以度己及人之势，平和且不失谦逊地去寻找拯救之途。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思想方式已经透露出了对启蒙神话中人之主体性力量的深刻怀疑。在史铁生同时期的另一部杰作《命若琴弦》中，这种对启蒙哲学的怀疑精神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一改诗化小说的叙述方法，转而以寓言叙述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之主体性力量的质疑。通常认为，《命若琴弦》是一部抗争苦难、正视命运的励志之作。但“生命过程大于目的”的小说主题，却使整部作品沾染了无地彷徨的宿命论色彩。当作品中的老瞎子满怀期待地弹断第一千根琴弦之时，曾经预料中的复明却仍未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与等待之后，老瞎子终于明白了命运本身的无目的性：“人的命就象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劝诫世人“我”该如何在场的励志故事，但“生命在于过程”这一小说主题，却笼罩着另一层悲剧色彩，即生命的目的与结局远非人自身可以掌握，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悬置生命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过程的观察和体悟去“活”出意义。活出意义，看似坚强达观，但在史铁生处却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生命的目的无迹可循，人才不得已去活出意义。既然生命的结局早已设定，那么这种“我活”便成为了作家在人生旅途中无可回避的一种人格表演。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史铁生独独钟爱戏剧，人生如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一句感时格言，但在史铁生处却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要而言之，史铁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虽然深陷当时启蒙主义的思想潮流，但他已从个人的生存经验中，逐渐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启蒙哲学所倡导的对人之有限性的克服与超越，实则深深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藩篱。由于人对自身主体性力量的盲目崇信，反而会无视人之有限性本身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倘若结合史铁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写下的长篇小说，当能明了他对人之有限性的理解，其实并非克服与超越，而是接纳与臣服。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人的这种有限性，那么就有可能使其成为我们承领上帝恩泽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史铁生才会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如是说：“你在你的时空之维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地观察呀，实验呀，猜想呵，思辨呀”，却不知“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所谓“启蒙的迷途”一语，在此便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启蒙神话对人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业已成为阻碍人获得神恩救赎的思想牢笼；二是指在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启蒙时代，人理应去接纳自己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接纳与臣服中，将自己的生命迷途呈现于世人面前，唯有如此，人方有可能承领上帝的恩泽。
三、史铁生从启蒙到宗教的思想转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铁生的思想变化愈益明显，他不仅与启蒙文学的道德说教渐行渐远，而且还以奉献生命迷途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对于宗教哲学的倾心渴慕。体现在创作中，这一点即表现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尤其是后者的叙述话语，较之早年启蒙文学的故事性叙述，明显更趋向于一种以议论和感怀为特征的神性言说。在此过程中，出版于1997年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可以称得上是史铁生的一部转型之作。
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史铁生对启蒙哲学的思想反拨。作为一部向世人奉献了自己生命迷途的长篇杰作，史铁生并未如题所示般的以“务虚”的方式去思考人之价值。所有牵涉这些问题的抽象哲理，都被史铁生编织进了一个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生命故事：残疾人C与女知青X、医生F与女导演N等等，均在聚散离合的人生路途上，演绎了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情爱故事。“所有这些情爱故事及其婚姻结局都是残缺不全的或悲剧性的”，男女双方始终处于一种寻找对方的灵魂之旅中，故而其中所表达的哲理思考就既承认了人存在的悲剧性和偶然性，亦直面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问题——正是这种有限性的存在，小说中男女对于残缺的补救和抗争才会显得徒劳无功。这喻示着《务虚笔记》已褪去了启蒙文学中常见的自信与坚强，转而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柔弱与无助。饶有深意的是，史铁生在《务虚笔记》里所呈现的这种生命迷途，却成为其告别启蒙哲学、转向神性言说的逻辑起点：正是直面了自身的有限性，那些人物才不会以自圣的启蒙哲学去期望自我得救。《命若琴弦》中的宿命论思想，在这部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像作品中的残疾人C一样，尽管史铁生并不打算向命运低头，而且还时时以启蒙者的思想标准要求自己，但残疾的生理事实以及对残疾的忧心恐惧，却渐渐吞噬了作家内心残存的斗士意识。他逐渐领悟到命运不可抗拒，与其一味张扬个人的奋斗，倒不如静下心来，且听听那冥冥之中的万物主宰，究竟会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旅途？于是在《务虚笔记》中，我们便看到了一种看似无奈实则彻悟的精神历史，而作家也从坚强逐渐走向了软弱。对于史铁生而言，软弱不仅是一种人格标记，更是一种价值选择。告别了“坚强达观”的启蒙哲学后，史铁生越来越感受到了存在的无助与卑微。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经验，为史铁生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开启了一扇承领上帝神恩的救赎之门。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无助和卑微，史铁生才会在《务虚笔记》中试图寻求一种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更高力量。他的寻求方式，就具体表现为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
弱化故事情节固然大大降低了《务虚笔记》的可读性，却为史铁生的神性言说拓展了叙事空间。在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基本上处于一种半隐匿状态：一方面他好似一位睿智理性的旁观者，默默地注视着笔下人物的爱恨情仇；另一方面，他借助议论与随想展开了广袤深邃的存在之思。一般而言，叙述者在故事进程中的身份隐匿，不加议论的零度叙事，往往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一个最为基本的叙述形式，但史铁生对此艺术规范的突破，却在形式主义的叙事革新之外，传达了一个与宗教哲学相关的思想认识，即残疾人C代表的那些小说人物，他们遭受的情感纠葛与生活磨难，本身就是命运对人的历练，而你我皆有幸参与其中，因为“谁也都可能是C。C，可以与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混淆”。倘若你我皆是C在现实生活中的变身，那么你我会不会像C一般去倾听与承领神恩的呼唤？是否敢于正视自己的残缺，并在对有限性的接纳与臣服中领悟神恩降临的时刻？若想懂得此类宗教哲学上的思想追问，人就必须正视自己的生命迷途，只有认识到软弱与无助是人性本身，人才能放下自大的主体意识，进而通过忍耐现世的苦痛，在谦卑与信仰中期待得救。而史铁生所做的议论与随想，就是以人（譬如C）度己，又或是以己度人式的神性言说——他向世人揭示残酷现实中的诸般天启，并耐心等待神恩的降临。从这个角度说，史铁生已然在生命迷途的倾诉中，从启蒙文学的道德训诫转向了宗教维度的神性言说。
四、史铁生小说的宗教哲学
作为史铁生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似乎只是一部形式奇特的爱情小说，但透过那些动人心魄的诗意抒情和理性思辨，却分明可见史铁生对于宗教哲学的深入理解。较之《务虚笔记》对人物生命迷途的呈现，这部作品其实讲述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中追求无限。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人将自己完全置入到一种无所追求、只是等待神恩降临的存在状态，那么显然会完全抹杀人在这一生命迷途中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神恩降临的时刻到来之前，有心之人并非无所作为，他会以领悟和体察神恩的生活方式，逐步去接近生命的圆满。而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就是揭示这一宗教思想。且看作品里“我”这一永恒的行魂与丁一这个临时的肉身，究竟怎样去追求自我生命的圆满？
在“标题释义”一节中，史铁生说：“‘丁一’，既可入乡随俗认作我一度的姓名，亦可溯本求根，理解为我所经历的一段时期，经过的一处地域，经受的一种磨难抑或承受的一次负担。这么说吧，在我漫长或无尽的旅行中，到过的生命数不胜数，曾有一回是在丁一。”如此说来，“我”就是一个永恒的行魂，它辗转千回，徜徉于数不尽的人形之器中，丁一于“我”，只不过是永恒灵魂的暂驻地。在经历了无数的生命轮回后，“我”偶然栖居于丁一。然而，当“我”身处史铁生之旅时，“张望时间之浩瀚，魂梦周游，常仿佛又处丁一。”何以如此？皆因“我”的丁一之旅纷繁杂沓，尘嚣危惧，歧路频频，从“我”初到丁一之日起，便开始了一段上下求索的灵魂之旅。“我”试图借助丁一这位天生的情种，去寻求魂牵梦萦的夏娃芳踪。
史铁生为何要讲述这样一个身魂分离的故事？史铁生的目的就是要提醒那些等待神恩的人们，切勿遗忘了“我”从何而来这一生命的本源性问题。正像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亚当，在无法抵御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从此便与夏娃天各一方，而“我”的生命意义，也因此全系于对夏娃芳踪的苦苦寻觅——惟有和夏娃的重逢，“我”才能实现那生命原初的伊甸盟约。从《命若琴弦》中对生命目的的不可知，到《我的丁一之旅》中生存意义的明确，史铁生也从一个启蒙思想的反叛者，在生命的迷途中步步走向了神性之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的生命意义全系于对夏娃的寻找，以此实现伊甸的盟约，故而爱情在史铁生笔下被赋予了另外一番含义。倘若以宗教哲学的视角观之，爱情在世人的一般理解之外，其实更是一种领悟和体察神恩的生活方式。性有在对爱情的苦苦寻找中，人才能逐步地实现生命价值。在史铁生看来，人若有情，便不再是一个情思沉荒和爱欲凋敝的无魂之器，才会在重返乐土（伊甸园）的愿念驱使下，渴望与夏娃相遇。史铁生通过亚当寻找夏娃的故事，解答了“我”为何而来以及往何处去的人生命题：就前者而言，尽管“我”的丁一之旅歧路频频，但“我”始终在丁一之处张望夏娃的可能居所，即便丁一这个天生的情种屡屡会任性胡来，但“我”却永难割舍对于夏娃的恒久思念，因为“我”知道“我”正是为寻找夏娃，才会轮回于种种的人形之器，这即是史铁生对“我”为何而来的神性解答；就后者而言，“我”倘若有幸寻获夏娃的飘缈芳踪，就有可能在重归伊甸乐土的明朗与欢乐中去领悟上帝的安排——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寻找夏娃，便是承领上帝恩泽的神圣开端，也是“我”生命迷途的最终方向。史铁生对于这两个存在命题的解答，反映了他在神性之维对于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可以说，《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史铁生宗教哲学思想的作品：从敷演《旧约·创世记》中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出发，史铁生在向世人奉献生命迷途的过程中，生动描绘了人如何在正视有限性存在的前提下，以寻找夏娃芳踪的生活方式，主动去承领神恩的降临。
综上所述，从讲述“我”如何在场的启蒙哲学，到表达宗教关怀的神性言说，史铁生借助小说艺术所表达出来的那些柔软情感与坚硬哲理，尽管有时会超越我们狭隘的理性认知范畴，但隐含其间的神性光辉却足以照亮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与言辞，在成全自我生命的同时，也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