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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地理空间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精神原乡”的生成背景。在此意义上来看多重文化濡染下的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域的小说创作，确实具有文学地理学上的意义。早在80年代就有人提出：“透过西北地区长河大漠，城堞狼烟，窑洞账房，驰马放牧，雪山戈壁，戍边屯垦等西北风情民俗，发掘积淀、渗透于西北地域风貌中历史文化的精灵，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的灵魂——西部精神。”（1）可以说，西部精神是西部文学的精神内核。
西部精神是“凝重而持重，保守而自足，质朴而沉稳的。中国的西部精神重人伦而轻实利，它尊奉祖先，它拥有历史绵延感，它不易被世俗变迁所动。同时，中国的西部精神又是闭锁型：它排外，不求变化，他过于倚重人伦关系的净化而压抑了人的自然秉性和求新欲……总的来说，中国的西部精神是继承的、默契的、无言的、静默的和始终如一的”。（2）但是到了20世纪末，“边地”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西部大开发”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下开始步步展开，“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也在逐渐推进，现代的飓风强力登录了这块神奇的土地，那焦黄的高原或浩瀚沙漠上原始古拙的生存模式正在被打破。这注定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特的文明转型阶段，整个边地包括西部作家的心灵“灾难”来了，而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来了！新世纪西部文学对西部精神的揭示无疑有着一种悲壮的色彩，文化西部的突围与边地文明最后的挽歌构成了西部文学的主调。
新世纪西部小说群的创作延续了90年代末的发展态势，依然呈现出悲情乡土、喧哗边城、壮怀历史、边地先锋的多向度书写景观，同时在创作的广度上进入了一个繁花时代，尤其是小说创作更是多元绽放，例如姜戎、红柯、王新军、杨志军等游牧风情的抒写在对阳刚大地的深情描摹中越来越透着对当下的多元探问，例如唐达天、漠月、郭雪波、郭文斌、雪漠、马步升等笔下乡土世界的悲伤、无奈与温存，例如阿来、范稳、马丽华、宁肯等叙写的藏区风流，例如王蒙、赵光鸣、董立勃、红柯等对新疆多民族文化与风情风俗的揭示，例如石舒清、了一容等少数民族作家对坚忍民族性的开掘以及家园意识与清洁精神的强化……边地小说在新世纪新一代作家的手中焕发出生机，这生机背后是一代人亲眼见证一套文明规则正被另一套文明规则置换的矛盾交锋和壮怀激烈。这些创作不仅参与建构了新世纪文坛百花齐放的局面，其对文学地理学的西部的书写更显现出“悲情大地”的文化意义，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思想深度和审美维度。
一
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西部也就是“西部风的西部”，不仅呈现着多民族多元文化色彩，同时也体现着西部作为一个区域的觉醒。在这一方面，姜戎、杨志军、红柯和王新军等以其大地皈依的情怀和游牧挽歌的味道冲击了新世纪的文坛。2004年，姜戎的《狼图腾》横空出世，在文学批评界掀起轩然大波，出现了“挺狼派”和“灭狼派”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前者认为，《狼图腾》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灿烂而奇异的存在”，“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3）后者尖锐地强调了该小说文本体现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人道的本质，其“先锋”的面目暴露了当今“知识价值和人文价值的沦丧”。（4）确实，《狼图腾》中对草原游牧文化的深情回眸显示的是双重的传统缠绕，作家内心也有着双重殖民的悲壮情结。站在后殖民意识角度，“草原”必须左右开弓以全面抗击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遮蔽与覆盖，但在对“为什么在文化衍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的探讨”中，《狼图腾》不仅为草原文明鸣不平，似乎更为农耕文明扼腕叹息，甚至作者更执拗于探求后一种文化陨落的深层原因：远则为“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5）造成的华夏“羊性”，近则为20世纪中叶以后乌托邦社会实践的直接恶果，以致西方“白人狼”、“文明狼”能远涉重洋、招摇而入。在否定“羊性”和“传统乌托邦”实践的基础上，新的乌托邦开始升腾——重张草原逻辑和狼性精神，培养“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同时又在尚武拓疆上把游牧精神与学习西方白人“文明狼”做类比。姜戎的“民族想象”在历史观、发展观和伦理观上有其极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充斥于文本中的雄强话语背后的暴力迷雾怵目惊心，血腥和残忍并非代表阳刚大气和丰沛崇高的民族精神，恰恰体现了对草原文化狭隘的理解，对于人性的贬斥，对于狼的神化违背了“人的文学”的宗旨。当然，《狼图腾》依然不失为西部文学在新世纪的一个重要收获，它所涉及的文明形态衍化的思考、以边地民族雄强的血性唤起民族自信的意识、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等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可以与姜戎的“狼文化”小说相提并论的书写边地莽原生态的小说，还有郭雪波的“大漠系列”、杜光辉的“可可西里”、董立勃的“下野地”，尤其是杨志军的代表作《藏獒》。杨志军出生于青海西宁，有《海昨天退去》《大湖断裂》《环湖崩溃》《大悲原》等作品行世，新世纪则有描写神秘的青藏高原与宗教文化的《藏獒》《敲响人头鼓》《骆驼》等。与《狼图腾》相反，《藏獒》以呼唤人性为主题，其中狼已经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员，而是处于和忠诚的藏獒、和人类道德对立的一面，所以，狼成了凸显和弘扬藏獒精神的“道具”。不过，如果说《狼图腾》对狼文化的宣扬带有民族或种族扩张的嫌疑，那么《藏獒》对驯良的獒神失去了狂野的赞扬也同样让人不舒服，如写“我”醉酒之后藏獒赶快舔舐秽物，这和推崇动物的自然、野性背道而驰。这说明了杨志军美学的矛盾：一方面是对自然原生态被毁的忧患意识和对站起来敢于直面残酷的“不屈灵魂”的歌颂；（6）一方面又彰显人类对自然生灵的征服。作家的灵魂瞩望不得不犹疑和游移。但正是这犹疑，我们明白了杨志军所一贯秉持的文化尺度：道义良知、悲悯仁慈、勇猛精进——无论在市井还是在荒野，这是他对人性的期许。生态参与仅仅是《藏獒》的一個侧面，但是杨志军毕竟“具有浓郁的自然意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虑较深”，（7）所以《藏獒》还是带给我们不少生态启示：关爱动物就是关爱我们自己的心灵，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成为这个地球上孤独的栖居者。有人从审美精神角度认为，《狼图腾》《藏獒》等动物题材小说是“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结盟”，表现出的环保意识与民族和谐、暴力与欲望、历史反思与人性反思，以及蒙藏两族人民的民族心态和宗教信仰，都是多元格局的注释与体现，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模糊了精英文学下顾或是大众文学上攀的过程，其意义并不比它们在历史与道德领域产生的影响更弱。（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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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7 19: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