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作为基础存在论的“自然哲学”

uwoxanpezari

摘要：“自然哲学”作为一种基础存在论对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计划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许多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批评没有把握到他的体系是为了回应康德、费希特哲学的主观主义和二元论的困境这一基本动机。从黑格尔哲学的起源来看，“自然哲学”的提出是为了克服近现代文化的二分与异化，对于黑格尔创造一种有机的和整体性的实在观至关重要。这种“自然哲学”构成了黑格尔成熟时期的绝对观念论的雏形，而绝不仅仅是其哲学全书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它所体现的动态的理性一元论贯穿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这种有机的、合目的的发展的观念对于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精神哲学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黑格尔；自然哲学；基础存在论；绝对观念论；一元论；客观理性
中图分类号：B51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1-0032-09
与近年黑格尔实践哲学研究的复兴形成鲜明对照，国内学界对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似乎从来不曾产生过多少兴趣。除了梁志学先生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专著《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1]以外，似乎很难再寻觅到一本研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专著了，而与此相关的论文也是屈指可数。尽管人们并没有对黑格尔作为一个体系哲学家的形象提出质疑，可这种忽视本身已经表明，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对黑格尔的体系进行切割和取舍。那么，自然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当中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它对于黑格尔来说真的是重要的吗？或者说，自然哲学对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计划而言是某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吗？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自然哲学作为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他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研究者似乎有理由认为，黑格尔思想的精神可以与某些偶然的历史事实区分开来，尤其是那种流行于19世纪的自然哲学，早已经被今天的自然科学所超越，而作为一种过时的历史产物，自然哲学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个今天还有意义的黑格尔来说，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的确，无论是著作的篇幅，还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建筑术结构都已经清楚地表明，自然哲学作为黑格尔1817、1827和1830年三个版本的《哲学百科全书纲要》中所呈现的哲学体系的第二部分，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仅仅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出发并不足以使人们相信，自然哲学真的是在逻辑上或者概念上对于理解黑格尔的哲学精神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就有论者指出，自然哲学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只不过是逻辑学里诸概念范畴的一个具体例证，而自身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基础[2]（P30，32-33）。因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建筑术结构并不能说服这些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geist）即具有某种持久价值的东西与“字面”（buchstaben）即只是具有历史的意义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分的学者，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认为，自然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是偶然的和已经过时了的。
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学者都不会承认黑格尔自然哲学的重要性，而只是将其看作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一个完全可以忽视的、可有可无的部分。跟他们的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前辈一样，今天的诠释者都将自然哲学看成是一个最糟糕的形而上学的范例。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俨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形而上学家的形象。他总是采取一种宏大的思辨方式来对待自然界，将一些先天的图式强加到经验事实上，并且沉迷于不羁的类比和富于幻想的隐喻，他在自然哲学中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经过任何观察和实验的。在人们眼中，黑格尔对经验科学的干预确实是洋相尽出：他反对进化论；贬低牛顿的运动理论而支持开普勒；甚至保留亚里士多德的四种元素理论；并且演证七颗恒星绕着太阳旋转的必然性[3]（P109-122）。这些论述使得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从19世纪起就成了自然科学研究中最典型的反面教材[4]（P76-108）。国内学界即便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某些积极评价出发，对其抱有一些了解之同情，也很难为黑格尔那些“过时的”形而上学观点来进行辩护[5]（P13-20）。
不过话说回来，到底什么是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和“字面”，这本身并非没有争议，那么就只剩下一种方式能够判断自然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中到底占有怎样的地位：先把我们现有的一些偏见和预设悬置起来，看看黑格尔整个哲学计划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自然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其他方面而言到底是不是不可或缺的。与流行的非形而上学解读相反，笔者在本文中试图通过考察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起源以及黑格尔绝对观念论的基本特征与问题意识，来澄清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种种误解，证明他的自然哲学不仅仅具有字面的和历史的意义，而且恰恰是黑格尔哲学精神的表达。
一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起源如果我们对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史进行一个回溯，回到他思想的早期阶段，即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实际上跟所有受早期浪漫派思想影响的那一代人一样专注于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异化”（entfremdung）或者“分裂”（entzweiung）问题[6]（P34-36）。这一问题对于黑格尔和早期浪漫派来说意味着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日益加剧的分裂与对立。它不仅表现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描述的那种异化劳动，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形式导致了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他人关系的异化；以及人同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7]（P45-52），而且涉及到现代文化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特征。对于经过了启蒙和祛魅的现代人来说，人推翻了一切外在权威的统治（不论它是上帝、教会、专制国家还是自然界），人是自己为自己立法，是理性的自律（autonomie）。因此，之前人与外在于自己的权威的对立被以一种很吊诡的方式转化为人自身内部中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康德的哲学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它体现为各种分裂：是人的感性的有限性与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的分裂，是理性法则的客观必然性与主观任意的偶然性的分裂，是本体世界中自由的人与现象世界中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的分裂，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分裂，是信仰与知识的分裂，是灵魂与肉体的分裂，是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是精神与物质的分裂。由人的理性产生出来的普遍法则反而成了一种人的理性无法认识的东西，一种压迫人的绝对的他物，黑格爾把这种自我疏离、这种他青年时代对于当代历史的危机体验称作“异化”。青年时代的黑格尔和他那些深受浪漫派思潮影响的朋友们都梦想着以一种在古希腊人那里所看到的一体化力量来克服现代人自身中存在的这种分裂，使各种对立最终得到和解。跟他在图宾根神学院（Tübinger Stift）的朋友谢林、荷尔德林一样，黑格尔也采用了一个关键概念来表达这种和解和统一的可能性，即“生命”（das leben）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如果整个宇宙是一个单一的、充满生命力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完全无生命、无意义的物质集合，那么所有现代生活的分裂都必然是人为的和任意的，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的背离。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16年第1期1罗久：黑格尔与作为基础存在论的“自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