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0年代

oqohaxuciq

摘要：1950-1970年代中国儿童小说中的空间主要是指文本中少年儿童的生活空间，可分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两种形式。公共生活空间包括学校、农业社、部队或军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空间形式，具有革命性、集体化特征。私人生活空间主要包括家庭、游戏场所与身体，身体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私人空间在公共空间视域下，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无序、没有意义的空间形式。公共空间形式对少年儿童不但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作家还通过“去家庭化”、“非游戏化”、“身体受难”等叙事模式，影响着少年儿童，使其从私人空间中迅速分离出来，更好地融入公共空间。由此导致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政治空间逐渐渗透、排挤、驱逐，乃至取代了少年儿童的私人生活空间。
关键词：1950-1970年代文学；儿童小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
一、1950-1970年代儿童小说中的空间形式
1950-1970年代中国儿童小说中的空间主要是指文本中少年儿童活动的生活空间，它可分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种形式：农业社、军营与学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集体化的空间形式，占据着主导地位。私人空间主要指家庭空间以及游戏空间，还有身体本身。身体也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身体的空间性并不像外在物体的空间性和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是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也就是说身体是一种特殊的私人空间形式。一般而言，私人空间在公共空间的视域下，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无序、没有意义的空间形式。这在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文本中表现得极为鲜明，因为文本中的儿童几乎全被从家庭和游戏空间中引导进入政治化的社会公共空间中了，属于个人化和私密化的儿童私人空间遭到放逐和挤压。甚至出现了私人空间的失位或者变形。
作为1950-1970年代中国儿童小说中公共空间形式之一的农村，再也不是古代社会或乡土中国里宁静、停滞、闭塞、松散的自然村落了，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如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形成的热闹繁荣的政治组织——农业合作社。在广大农村普遍成立农业社后，人民群众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连置身其间的少年儿童也不能例外，他们被成年人裹挟进了社会政治浪潮中。当时的一些儿童小说中都不难见到社会政治话语空间——农业社的描绘，如“竹山社开了会，决定赶忙送公粮。于是全村的人都点灯忙起来：搓谷子，车谷子，找箩筐，租船只”（《竹娃》）。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里农业社到处是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置身其间的少年儿童正在加速社会化和政治化，也就是成人化，他们被父母和亲人乃至人民教师牵引进入社会政治公共空间，一起劳动一起欢笑，而作为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载体——农业社则提前成为了他们加冕成人仪式的公共场所。
与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农业社相比，军营则是摧毁一切反动势力、解救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主要斗争场所。如果说农业社主要是承担着把少年儿童加以组织起来的组织化功能，那么军营则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它肩负着把少年儿童通过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而加以正确地教导的影响功能。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元话语指引下，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里，军营担负激发对敌人的恨和对同志的爱的双重情感功能。比如《我和小荣》中赵科长对儿童们说：“鬼子‘扫荡’的时候，有的同志被捕了，还有的被害啦，妇女被糟蹋，孩子被劈死。这些，亲眼看见过没有？”“看见过。”“恨不恨敌人！”“恨。”“说得对。可是如果每个人只想着自己的仇，不管别人，那谁的仇也报不了，仇恨要变为觉悟，……使我们的部队更有力量，才能把敌人全部消灭，每一个人的仇都报了。”其目的首先是通过揭示阶级敌人的凶残。激发少年儿童的愤怒，引导他们认清革命的对象、增强斗争的力量；其次是通过展示阶级亲人的苦难，启发的少年儿童的觉悟，教导他们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再次是通过展望革命前景.坚定革命信念，引导少年儿童团结向前，将革命理想进行到底！不难看出，这种政治引导性的对话场景中隐含着某种权力话语结构，讲述革命历史的成年人处于主导性的权威话语上位，而作为听众的少年儿童则处于被动性的接受下位。前者是话语主体，后者是话语客体或对象，后者接受前者的话语政治影响，而且是在不知不觉或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可见军营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公共空间，它比农业社对少年儿童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量。
相对于农业社和军营而言，学校原本应是当时中国少年儿童的主导性公共生活空间，但由于革命年代的政治诉求的泛化，导致学校时常成为了农业社和军营的陪衬性空间，换句话来说就是，学校成为了农业社和军营的政治镜像或政治潜影。置身校园的少年儿童越来越不满足于呆在校园进行常规的日常学习，而是在“学农”和“学军”的政治号召下逸出了常规的学校公共生活秩序。这必然会加剧革命年代里少年儿童生活的成人化和社会化进程，而他们纯粹的学生身份开始潜在地失落或缺位。即使是在那些描写和讲述当时中国少年儿童校园生活内部状况的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的依然还是被校园外部生活或社会公共秩序所强力渗透的政治化生活场景。儿童小说的主人公往往被视为革命胜利后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进行培育，而作为未来革命接班人的儿童形象，正像当时人们在大街小巷上常看到的那幅宣传画一样：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并排站着两个少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白衬衫，蓝短裤，衬衫扎在裤子里；女孩，白衬衫，蓝裙子，衬衫扎在裙子里。他们目视前方，圆圆的脸蛋红彤彤的，右手高高举过头顶，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高高飘起。有论者对此评价说：“这形象鲜亮、明丽，但缺少个性，更多表现的是社会的政治的含义而非生命体自身的特征。”从本质上讲，这幅少儿宣传画是一个政治仪式或艺术符码，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儿童生活空间的演示，笼罩其上或者渗透其间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政治话语权力场域。
二、公共空间对少年儿童的吸引
毫无疑问，革命性的集体化公共空间对革命年代的中国少年儿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们看到当时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停地努力进行政治认同、积极地争取加入到这个公共政治话语空间中去。融入到公共空间中去，意味着将个体的“小我”融入到时代的“大我”之中，渺小的个体由此成为了革命的集体“大我”的一份子，“大我”成了“小我”的力量之源，“小我”成了“大我”的扩张之所。作为公共生活话语空间的“集体”组织的力量被认为是无穷的，它们为个体，尤其是为少年儿童实现美好的生活愿景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集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尤其是少年儿童融入社会政治公共空间的集体冲动，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找着被公共政治空间或主流社会秩序所接纳，这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儿童成长的正确方向同出一辙。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儿童迅速地融入集体空间中去，以此寻找力量、荣耀与信心。革命化的集体公共空间对少年儿童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第一，作为公共空间的“学校”的吸引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少年儿童被誉为祖国的花朵、革命的接班人。显然，在校园这个公共空间中，儿童只有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才算真正被学校中心秩序从本质上接纳，他们才能藉此成为革命接班人，于是我们看到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里，儿童文学作家不厌其烦地讲述或描摹着少年儿童积极加入少先队组织的校园生活场景。《小胖与小松》中的小松四岁，看到“红领巾”们做游戏，非常羡慕。小松羡慕的不是游戏，而是“红领巾”！四岁玩童不爱游戏爱领巾，可见“红领巾”魅力非凡！姐姐小胖也没有“红领巾”，但她一再申明，“我没有红领巾，你不要以为我念书不好，爱和同学吵架。才不呢，完全是因为我还没到九岁，九岁！”没有“红领巾”就会担心被人误解，所以小胖要一再申明并为自己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没有“红领巾”已经给小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产生了不必要的精神负担。好在这对于小胖而言毕竟情有可原，而对一个落后生或“黑五类”子女而言，其精神压力将不堪重负！
“红领巾”的神奇魅力来自于它背后的组织——少先队。在很大程度上，“红领巾”业已成为完全进入学校公共空间中心的少年儿童的代名词，于是革命年代的许多儿童小说中的少年儿童习惯于做好事不留姓名，他们常常做出这样意味深长的答谢：“要问我叫什么，请叫我红领巾。”拥有“红领巾”是少年儿童的向往与骄傲，学校通过代表少先队组织的“红领巾”的发放，吸引着无数少年儿童参与到校园公共生活秩序之中。
第二，作为公共空间的“农业社”的吸引力。
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迅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公共空间再也不是原来乡土中国或乡土文学里出现的贫穷萧条的小村落了，而是一变为丰收繁忙的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广大农民成为了生产队的社员。每个社员都是人民公社的主人，全心全意地为社里劳动是每个社员的政治义务。在当时初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个人的发家致富曾被认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行为，只有一心为社的集体劳动才符合农业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的政治宗旨。所以在那个年代流行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中，只有像梁生宝（《创业史》）、祝永康（《风雷》）、萧长春（《艳阳天》）那样一心为公的劳动模范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即使经历过“大跃进”、“浮夸风”式的政治挫折，主流文学作品中的农业合作化叙事依旧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色彩，共产主义仿佛触手可及.农业社前程无量。而广大的少年儿童则都以能为社里出力而感到光荣，他们羡慕和模仿着火热斗争生活中的成人英雄或榜样人物，以无私的劳动奉献和维护公社利益为己任，自觉地向农业社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看齐，用农业社的生活风尚和劳动准则来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指南。
在农业社里，“劳动最光荣”成为当时最嘹亮的口号，它既是对劳动的表扬也是对劳动的动员。在当年的儿童小说创作中。众多作家纷纷写到少年儿童积极主动地参与社里劳动的情形。热爱劳动几乎成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集体主义精神启蒙的新宗教。农业社的集体劳动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少年儿童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心理吸引力。比如五岁的蛮蛮与爷爷去集市，当他看到小伙伴都在为社里干活时，兴致勃勃的他顿时兴致全无，继而惭愧不已，最后决定下车，为社里挖野菜，打猪草去（《蛮蛮》）。由此可见，当年的农业社对少年儿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与其说是来自于劳动本身的魅力，毋宁说是来自于革命集体劳动所释放出来的意识形态牵引力。这种意识形态牵引力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小伙伴们都愿意为社里干活，为集体劳动，而且活越重心里越乐意，因为越重出力越多，为社里做的贡献就越大，自己就越显得光荣！
第三，作为公共空间的‘军营”的吸引力。
军营本是军事化重地。在一般的常态社会中，军营与普通民众，尤其是与少年儿童之间是存在很大距离的。但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中国革命游击战主要是在乡村展开，许多少年儿童在国破家亡后投身军营，由此诞生了以刘胡兰为代表的众多少年儿童革命英雄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革命作家为了教育革命的下一代，纷纷执笔讲述革命战争年代里少年儿童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在他们的笔下，部队或者军营既是充满了血与火的革命熔炉，也是闪耀着青春与力量的革命舞台。中国的革命作家往往不注重揭示战争给少年儿童一代所带来的巨大的或显或隐的心理创伤，而是选择了集中展示战争成就了一代革命少年儿童的光荣与理想。在他们笔下。战争往往被加以理想化或浪漫化的书写。革命的血雨腥风往往被革命浪漫主义的政治豪情所掩盖，呈现出游戏化和仪式化特征。那些少年儿童人物形象无不表现出对部队或者军营的仰慕和渴望，他们渴望皈依于这个红色的社会政治公共空间中，因为那里不仅有各种层出不穷的军事战争游戏，这能够极大地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本能冲动，而且那里还有无数令人充满神圣感的英雄人物及其种种神奇的行动和神秘的服饰之类，如八角帽、五角星、红缨枪、灰布军装或者绿军装、鸡毛信、地道战、夜行军……凡此种种，无不能激发和平年代里少年儿童对于军营或者部队的浪漫化想象与认同。
在革命年代里，少年儿童在日常游戏中总爱模仿解放军而不愿当坏蛋。因为解放军意味着英雄，模仿解放军就意味着英雄崇拜，意味着认同革命英雄人格。英雄与常人的外在区别往往首先就在于前者拥有特殊的武器，解放军手中紧握的钢枪也因此而成为了革命年代里少年儿童最直接的崇拜目标。当时描写少年儿童对枪的渴望与最终的拥有的小说并不少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世镇的《枪》与徐光耀的《小兵张嘎》。除了身上佩的枪之外，英雄人物的特殊衣着服饰显然也会受到少年儿童的追捧乃至崇拜，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就写到了这方面的场景。小说中的杨二娃是雨来的伙伴，他的哥哥杨大娃刚刚参军，头戴军帽，腰扎皮带，外挂一把大刀，神气活现地走出来。戴着红五星军帽的杨大娃在孩子们眼里立刻光芒四射，形象大增，变得高大无比，神圣起来。因为拥有红五星的政治符号，就意味着被部队或军营正式接纳。所以他们对杨大娃羡慕不已。这不由让人想起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歌词写道：“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烂，照胸怀……”还有脍炙人口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插曲，同样凸显了红五星在革命战斗英雄身上的政治符号性魅力，红五星不啻于革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神圣图腾，具有无限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对于潘冬子是如此，对于雨来和二娃而言同样如此。在当年的革命题材儿童小说中，还有不少作品写到了为部队带路送信的少年儿童，如《鸡毛信》中的海娃，《三号嘹望哨》中的“我”和妹妹，《我和小荣》中的“我”与小荣，《玉姑山下的故事》中的“我”，《永路和他的小叫驴》中的永路，等等。这些少年儿童渴望进入军营，并努力为这个社会政治公共空间竭诚服务。有的甚至还为此献出了年幼的生命！但他们最终都被军营公共空间所接纳，光荣地成长为勇敢的小战士与神气的小英雄！
三、公共空间对少年儿童的影响
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儿童小说中，公共空间不仅对少年儿童有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吸引力，而且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它还影响着少年儿童的个体欲求和生命意志。无论是农业社还是学校和军营，这些公共空间对革命年代少年儿童的影响，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少年儿童从私人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政治性的公共生活空间中去。因为在惯常的公共空间视域下，个体私人生活空间如家庭、游戏场所与身体之类，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放纵型的、非理性的、缺乏宏大意义的空间形式，只有从这种意义匮乏的私人生活空间中走出来，才能快速地融入到公共政治生活空间中。这已经成为了革命年代里少年儿童成长的唯一的正确方向。正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当时中国儿童小说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性集体生活空间逐渐渗透、排挤、驱逐乃至取代了少年儿童的个体私人生活空间。从总体上而言，革命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公共空间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去家庭化”、“非游戏化”、“身体受难”等三种艺术方式或叙事策略来进行的。
第一，“去家庭化”叙事。
在常态社会中，家庭作为生活空间对儿童来说至关重要，家庭对儿童负有抚养、教育与保护的功能，既是生理上的养育，也是心理上的慰藉，所以家庭对儿童而言其功能是双重性的。但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儿童小说中，特别是在那些革命题材的儿童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文本现象或日文学症候，即家庭功能的缺失或弱化，家庭对儿童几乎不再承担上述功能。如在《我和小荣》中，家庭就失去了养育的功能。小荣父母被害后成了孤儿，“我”把她带到部队去，部队开始接管小荣，赵科长把小荣拉在自己身边说：“好孩子.这是你的家，也是我和小王的家，这个大家庭里有千千万万的同志。”而年仅十五岁的“我”本有家，但也一直生活在部队中，父母的存在仅限于给“我”绣鞋袜，好让“我”与小荣分享，以显示部队这个集体公共空间中的关爱。其实，无论是家破人亡的小荣，还是有家难回的“我”，都已经在内心深处和实际生活中把部队或军营当成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超越了血缘情感的“大家”，即“革命大家庭”，维系其间的是阶级情感，而“小家”拘囿于血缘情感，作为私人空间无法承担宏大的革命叙事诉求。正是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中，丧失了“小家”私人生活空间的革命儿童重新寻找到了新的父亲和母亲形象，部队中的领导和上级或者长者，往往会充当革命儿童的“代父”或“代母”角色。就这样，血缘意义上的家庭和父母兄弟姐妹等角色被政治意义上的军营及其相关角色所置换。革命年代儿童小说中的“去家庭化”叙事遂得以完成。这对和平年代的少年儿童读者而言，其政治隐喻意义是鲜明而深远的。
这方面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家喻户晓的小兵张嘎与潘东子等等。与之相反，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中还写到了另一种情形，即儿童在失去家庭保护后由于没有得到革命部队的及时庇护，故而结局悲惨。这从相反的叙事角度暗示或者印证了前一种部队拯救叙事模式的合法性。在《骨肉》中，父母整天为生计发愁，万般无奈下只好将妹妹送人。因为妹妹没有像小荣、张嘎与《找红军》中的“我”那么幸运地被军营公共空间接管，所以妹妹最终被虐待而死。这些儿童小说中，家庭无一例外都没能承担抚养、教育与保护的功能，但两种主人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这种儿童叙事模式意味着只有依靠组织，个体才能顺利成长，没有公共空间的接管，小主人公只有死路一条。充满军事政治力量的公共空间由此取代了家庭私人生活空间的功能，家庭这个重要的私人空间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儿童小说中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而公共空间则相应地承担了家庭私人空间的主要义务与责任。这种“去家庭化”叙事通过把少年儿童从私人家庭中分离出来暗示融入集体公共空间的合法性。
第二，“非游戏化”叙事。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活动是儿童私人生活的重心。游戏应该是无拘无束的，人在游戏过程中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私人化的。在中外儿童文学史上，游戏叙事一直是十分闪耀夺目的部分。但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儿童小说中，儿童私人生活空间中的游戏活动往往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儿童的个体游戏活动与个人兴趣爱好似乎总是动辄得咎，因为他们的游戏活动与兴趣爱好总是与学校、公社、军营这些公共空间中的重大事件或主流规范发生冲突。由此酿成了革命年代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中的“非游戏化”或“反游戏化”叙事症候。比如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这篇小说被誉为1950年代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小说中的罗文应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他天性好奇、爱动，常常被生活中各种有趣的事情所吸引，放学后喜欢到处游玩，诸如逛市场，看打郎球，读画报，踢足球之类。天刮风的时候，他便琢磨着市场门口的那盆小乌龟是否会感冒。这些天趣盎然的游戏活动本来正好展示了罗文应的生命潜能和人生潜质，但因为私人空间的游戏而耽误了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罗文应受到了来自公共空间的“规训与惩罚”。终于，罗文应在老师、同学与解放军叔叔的集体帮助下，改掉了贪玩的坏毛病，他成了学校和军营所期待的那种社会理想角色。这意味着他被改造成了革命集体公共空间所召唤的社会人，但因此也就丧失了自己作为儿童的游戏天性。实际上，在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中，类似于《罗文应的故事》这样的“少年儿童改造叙事”并不少见，它甚至可以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改造叙事”、“农民改造叙事”和“资产阶级改造叙事”一道构成了新中国“改造”叙事的文学奇观，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诉求如出一辙。
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似乎深谙意识形态规训叙事之道，他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讲述少年儿童充满好奇本能的游戏故事，另一方面又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沉湎于个体游戏的少年儿童予以教育和改造，使其最终迷途知返。从私人空间回归公共空间。这就如同《青春之歌》里改造和教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一样，让沉湎于私人爱情空间中的她最终回归集体革命公共空间。从而完成革命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救赎。《青春之歌》就是“林道静的故事”，它与《罗文应的故事》在“改造叙事”模式上同质且同构。《罗文应的故事》成为那个年代的儿童文学叙事典范并非偶然。同类作品还有不少，大都写的是少年儿童从“落后”向“先进”转变的故事。如《同桌》中两个小学生一边上课一边玩玩具，眼睛盯着老师，心里想着玩具，他们玩得不露声色，可老师偏偏就点中他们回答问题，他们只能哑口无言。《扛牛记》中大昌牵着社里的奶牛，突然想去捉花喜鹊，于是把奶牛吓得掉进河里。《摸鱼》中“我”正捉得起劲，忘乎所以，把社里的禾苗给踩坏了。《蟋蟀》、《蝈蝈》中“我”与伙伴们玩蟋蟀、斗蝈蝈，这就耽误了社里的农活。《雕刻家》中陆同宝爱雕刻，在学校的桌椅门窗上雕刻，因此破坏了公共财产。这些“淘气包”儿童在1950-197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比比皆是，但他们最终都被集体意志成功加以改造。他们不再贪玩好动，不再沉迷于生命个体游戏空间。在游戏空间与公共空间产生冲突与矛盾时。他们逐渐形成了正确的取舍观。是学校的老师、农业社的劳模和部队的英雄，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缺点”，实现了集体救赎。
第三，“身体受难”叙事。
一般而言，身体是极其个人化的产物。身体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关系紧密，于是身体沉溺于世俗生活之中，缠绕着无穷的欲望，这种肉身化的身体往往与人的内心隐秘和生活隐秘相关。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范畴。欲望化的身体必然会导致痛苦，所以在东西方各种宗教教义中经常训导人类通过修行苦炼来摒除世俗红尘中的肉身欲望，其终极目标是抛却肉身凡胎、修得精神正果，即用精神性的信仰来改造欲望化的身体。于是俗界中的个人身体空间遭到了形而上的公共精神空间的挤压，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包括宗教教义或者伦理道德的规训。所以传统的宗教哲学和伦理道德哲学总是宣扬对个人身体欲望和生命意志的惩治和磨练，如中国儒家孟子所谓“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即通过身体受难的方式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以此拯救沉沦于俗世的身体。此时受难的身体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精神烙印，原本肉身化的身体在各种人生磨难或苦难中逐渐沦为“没有痛感的身体”。身体不再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不再是个体生命欲望与意志的载体.仅止于没有知觉的躯体，正所谓“不痛之躯”。这种受难后的身体不再计较个人的安危与得失，且能置生命于度外，业已被公共空间所征用，抵达公而忘私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公共空间对身体的规训。
在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身体受难叙事症候的存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热衷于讲述这样的故事，如为了公社、学校和军队这些公共空间的事务，少年儿童奋不顾身，以损坏身体为代价，甚至是虐待身体为代价，由此成就其少年英雄形象。此时的身体其实已经沦为了服务于公共空间的工具。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1949-1976年间，个体被抛入以共产主义为远景的宏大叙事中，身体也几乎总是被认作工具性存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关注的几乎总是身体的工具性价值”。这在革命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同样存在，儿童的身体被战争或劳动所征用，但身体的受难并未让他们感觉到痛苦，而是被提升为一种精神涅槃的方式。如“嘎子”在伏击敌人时腿上“被钻了个小窟窿眼儿”，但他浑然不觉（《小兵张嘎》）。电话线被炮轰断，接线员黄文华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用牙齿紧紧地咬住电线，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电话（《小电话员》）。小荣用手电筒给我军照明，不幸被敌人击中，但她从树上摔下来时还不忘把手电筒安放在树杈之中（《我和小荣》）。小青兄妹俩送信受伤，但直到信要送到时，才觉得腿痛得像刀子割一样（《3号了望哨》）。即使是在讲述和平年代生产劳动的儿童故事中，少年儿童的身体也时常遭受“伤痛”之苦。他们纷纷放弃身体本能需求，如冷热饥渴，去为公共政治空间服务，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如《老少放牛》、《蟋蟀》、《小山子的故事》等等。这种少年儿童自觉的身体受虐叙述在当年习焉不察，而如今看来可谓触目惊心。叙事中的少年儿童无法表达自己的私人身体空间诉求，他们只能被表达，被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作家所表达。即使表达了出来，那种私人身体空间的欲求也是微不足道的，会被认为是落后的、不进步的个人琐碎欲望，不配被公共政治空间所接纳。终于，儿童的身体在意识形态叙事中历经磨难，感性之身躯被抽空为理性的工具，再也不会有不符合公共空间所需的私人情感了。
综上所论，我们不难发现，1950-1970年代中国儿童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存在着不平衡性或者不对称性。这主要表现为当时儿童小说中的公共空间不断扩张，而私人空间不断萎缩。直至公共空间完全遮蔽了私人空间。由此也带来了当时儿童小说中生活空间形态内部的等级制，即政治化和集体化的公共生活空间高于欲望化和个人化的私人生活空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公共生活空间完全或者部分地取代了私人生活空间的功能。当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遭遇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往往是私人空间让位于公共空间。这也是当时中国儿童小说中生活空间内部斗争的普遍叙事规律。在革命文学语境中.儿童小说中的公共空间形式借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得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且通过不断地分化私人空间形式重新组合出新的权威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当时中国儿童小说空间形态中隐含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体现了当时儿童文学作家鲜明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以公共政治空间的集体价值为导向，引导一代少年儿童皈依其中，通过放弃私人生活空间赢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由此在儿童成长叙事中，红色的公共政治空间逐步渗透、排挤、驱逐、取代了少年儿童的灰色私人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