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美学及其本体论的历史错位

ErikaWheat

摘要：哲学家在探讨本原论问题时，从一开始就与美学本体论问题纠结在一起。西方哲学与美学本体论的错位经历了古代的历史遮蔽与混淆、近代的历史游离与困惑、现代的历史反思与还原三个时期。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错位就在于唯心主义哲学对唯物主义美学的遮蔽，在于将美学的感性存在第一性误解为哲学的物质存在第一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与美学基本问题及其本体论的交错；审美的“感性存在”就是哲学的唯物存在；美学的“唯心主义”（精神实体）就是哲学的“唯物主义”（感性存在）。极端的唯名论属于美学范畴，极端的唯实论属于哲学范畴，而温和的唯名论与温和的唯实论及其调和论使得哲学与美学进一步混淆。在整个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的复式历程中，哲学学科在研究辩证思维规律而在美学的对象中为自己寻找丰富的材料时，或美学在考查原始经验而把思想和意识带回到它们的起源上去时，往往越俎代庖——成为“哲学帝国主义” 或“美学帝国主义”，从而造成了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美学的历史错位。
关键词：
唯心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美学；美学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5；B8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3）04-0059-08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划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分水岭”，但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关系问题”）的问题所导致的“第三方面”（“思和是的关系问题”）问题的争论，却又使得恩格斯清楚地确定的“分水岭”模糊起来，甚至形成了以“第三方面”掩盖“第二方面”和遮蔽“第一方面”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在探讨哲学的基本问题时会产生如此模糊而不同的认识，这在西方哲学史上仍然是个谜。本文试就“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美学及其本体论的历史错位”，略谈一已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哲学与美学本体论在古代的历史遮蔽与混淆
西方哲学家在探讨本原论问题时，从一开始就在“爱智”的诗化哲学中与美学本体论问题纠结在一起。从古希腊、罗马至16世纪，西方哲学着重对本体论中的“存在”、“有”或“是”进行探究，从而形成了本体论美学。然而正是这种本体论美学使得哲学的基本问题扑溯迷离。
Ontology（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虽然Ontology一词直到17世纪才由德国经院学
者郭克兰纽首先拼造和使用，并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但是“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 Ontology一词由ont（óντ）加上表示“学问”、“学说”的词缀——ology构成，即关于ont的学问。“本体”一词来自拉丁文on（存在、有、是）和ontos（存在物）；ont源自希腊文，是on（óν）的变式，相当于英文的being；ousia原来是希腊文动词“是”（eimi）的阴性分词ousa，和中性分词on一样，译为being（希腊文的动词einai及其动名词on，拉丁文的esse，英文的动词不定式tobe和动名词being，德文的sein，法文的être）。[1]29
“本体”的研究在希腊哲学史上有其历史渊源。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希腊早期哲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组成万有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腊文arche旧译为“始基”）。泰勒士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的哲学命题。此后，沿着泰勒士开启的“本原”之路提出了各色各样的本原论，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毕达哥拉斯“数”为万物的始基开启了“前理念性”思维的先河，塞诺芬尼“神” 为宇宙的绝对本质提供了“精神神话”的历史土壤。对此“本原”的研究不仅成为“本体论”的先声，而且逐步逼近于对being 的探讨。尤其是巴门尼德在对being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不仅探讨了“思和在是同一”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超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提出的前本体论学说（宇宙本原）与涉及美学本体论及其“价值信念”的“是”。[2]17在巴门尼德美学本体论中，能够存在的存在必须是“善”的。“真正信心的力量决不允许从‘不是’产生任何东西，所以正义决不放松它的锁链，容许它生成或毁灭，而是将它抓得很紧。决定这些事情的就在于：‘是’还是‘不是’”。[3]592“是” （estin）是不生不灭和人们无法追溯其起源的“当下而是”。巴门尼德残篇八在论述“是”的标志时说“是”与思想是同一的。“它既非曾是，亦非将是，因为它即当下而是。”作为实义词的“是”，具有生命、显现、在场“三重性”。[4]6因而 “当下而是”无疑属于审美判断过程中的诗，是中世纪美学唯名论的历史先声。正是由于“是”及其“当下而是”的“隐喻”之诗，造成了西方历史上长期的“诗与哲学之争”。
“诗与哲学之争”也就是“美学与哲学之辨”。尽管哲学总想通过清洗“隐喻”性来纯净自己的语言，但是哲学从来没有涤净诗的“隐喻”性“意义的转换”功能。虽然柏拉图有时也抗拒“理想主义”的“诗人”，但是在“高贵的谎言”（伯纳德特）中却以“隐喻”的方法说明最高的Being就是“善”——而“善”就像太阳。太阳作为纯粹的光是肉眼不可见的，当它投射到物体上时，就把物体照亮了。[5]508-509柏拉图的“日喻”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根本的“隐喻”。在这个“日喻”中逻各斯象征太阳神、理性之神阿波罗。如果离开了太阳神、阿波罗这些隐喻，那么就没有逻各斯，也就没有了哲学。逻各斯本来应是原义，它不应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但是柏拉图无法摆脱美学本体论的影子，只有凭借诗的“隐喻”方式证明超验世界的“理念”为无蔽境界之根本，把“美的东西”看作“分有”了“美本身”的理念，将现象与本质沟通，充满了“诗性智慧”的光辉，成为诗化哲学或哲学诗化的典范。然而柏拉图将哲学范畴的“一般”与美学范畴的“个别”割裂开来，遮蔽了诗性“隐喻”的意义，使美学范畴的“个别”成为非诗性（不在场）的空洞存在者，成为中世纪哲学唯实论的滥觞，因此非“一般”的诗性成为实现理想国的难题——“美是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