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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老多就开始了四处“玩”的经历。他先是去了珠海的广告公司工作,呆了没多久,在珠海偶遇科学院同仁,于是又和他一起回到北京,开始学习平面设计、做起了广告原片。干了半年后,他觉得实在“不好玩”,于是在好友梁鉴的资助下,成立了一个小广告公司,做起了网页设计。几年后,老多也觉得“没劲”,于是停了广告公司的工作。这时,吴建永刚好从美国回来,加上老多有了做动画的想法,三个人又都是科学家的儿子,觉得应该为科普做点贡献,于是三人商量后,一起成立了北京画工场数码技术中心,开始做起了科普动画,这也是老多科普工作之路的开始。
一群好玩的人在一起做事,自然让老多很开心,几个人的关系也十分好。几年间,他们开发了8种“娃娃学科学”多媒体交互式系列科普软件。只是,科普这条路并不好走,科普软件的投资太大,而做出来的软件又卖得不好,公司总是亏钱,无奈之下,老多只得将公司关闭。但是,在做科普软件的过程中,老多发现了科学历史的重要性,便激起了他写科普图书的兴趣,于是,老多又开始“玩”起了科普创作,这一写,便一发不可收拾。
老多希望写个小孩子能看懂的科学史,这样能激发孩子对科学的兴趣,物理学起来也就不会那么枯燥。《贪玩的人类》《贪玩的人类2》《贪玩的中国人》三本书就这样被他一气呵成,第四本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贪玩的人类3》也正在创作当中。
说起科普创作和科普未来的发展,老多也有很多的感触。
“写科普图书,确实是个辛苦并且不赚钱的活。我写科普完全是自己感兴趣,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我希望大众能够更加重视科普,科学家也能更多的参与到科普创作的队伍中来。作为媒体,也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希望电视台也能做一些关于科学家故事的纪录片或者各种形式的科普节目,而不要光搞一些快餐式的娱乐文化。这样科普才能有前途、有发展。大众需要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真正需要的,是让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最好的思维方式。”
除了写作,老多对音乐也十分痴迷。他尤其喜欢钢琴曲,车上总是放着三张碟——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3首钢琴奏鸣曲,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三张碟。“每每听到那些名家的作品,我都会陷入一种十分亢奋的状态,几乎完全被那些音符感染,随着音乐的描述,我好像会神往在一个极其自在的世界里,心情极为舒畅。”
有一段时间,老多的身体不是很好,有时会突然心跳加速,胸中感到憋闷,每当感到不适的时候,如果正好音乐台在放某个古典音乐,他马上就会觉得浑身轻松许多,心跳也逐渐平稳。
约翰·施特劳斯有一首圆舞曲叫“美酒、女人与歌”,或许这是他人生中的三大乐趣。而老多的生活,则是科普、男人与歌。平时写写科普图书,有什么事就和交情“淡如水”的男人们一起坐坐。闲暇的时光里,听听古典音乐,走走名山大川,看看星云变幻,如此,人生如歌,岁月静好。
过去的都会变成可爱
在老多的心中,文革时期的经历,是他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那些场景和画面,会如电影一般时而出现在他的梦里。只是,在时间的打磨下,回忆已经没有了重量,而是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如同滇边的微风和薄云,缓缓流进你的生命后,便从此与你相伴到老。曾经的过客都成了亲人,曾经的苦难也变成财富。
1969年10月的某一天,16岁的他告别了家人,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踏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开始了整整六年的知青岁月。临走前,父亲告诉他:云南是个很奇妙的地方,那里有原始森林、蝴蝶会、孔雀和大象。回来后,你会成为昆虫学家。
“火车开动了,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好像都痛哭起来,可我却没有一滴眼泪。我看着窗外迅速移动的景象,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在我的心里,云南充满了神秘,我真想马上就能飞到那里去看看爸爸描述的那神奇的风景。”
或许在他人的眼中和记忆里,知青的岁月是痛苦的。“早上天刚亮就出操,要做各种各样的劳动:盖房子、扛木头、挖土方、插秧、割稻子。另外还有打成反革命、陪绑挨斗、被审问、写检查、写揭发材料等等。”这些正常和不正常的人生体验,让老多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正如我前文所说,老多对大自然有着极其强烈的好奇心,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老多也总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乐趣、玩伴,和安慰。翻看老多博客里的日记,一篇篇云南回忆录中,没有关于挨批斗的痛苦描写,没有关于劳动辛苦、生活艰辛的抱怨,或许在人们的回忆中,任何苦难都是好的;也或许在他的那段岁月里,对自然的兴趣战胜了苦痛的侵袭。
在西双版纳六年的日子里,老多记住的更多的是奇人、奇物、奇遇,而那些因特殊年代带来的苦痛和泪水,并没有像滇边厚重的湿气一样浸入骨髓,成为如影随形、无法抹去的创伤。“在近乎原始的状态中,我们在西双版纳的密林里度过了人生应当是最美好的六年时间,然后又几乎一个不剩地离开了那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地方……我没有成为昆虫学家,可是我学会了如何学习,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而今,那个“六年”已经过去,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正如普希金所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一切,都将变为可爱。
在云南我特别喜欢光脚,因为西双版纳的土地上根本没有石头,地上都是颜色很红的红色粘土,所以光脚一点都不痛苦,只要小心别踩上树枝就很安全。这个习惯弄得我至今还是愿意光着脚在屋里溜达。
那天我也是光着脚,奋力地用锄头一下下地把眼前所有可以看见的植物砍得东倒西歪,干这活好像能满足人的发泄欲,所以我干得十分卖力。当我正在对这些可怜的植物大开杀戒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脚下像触了电一样,一阵剧痛。我大叫着从草堆里跳起来。我抱着自己的脚一看,几只足足有1寸多长的大蚂蚁,用它们那巨大的,大约有1厘米长的牙齿死死地咬在我的脚面上,把我疼得几乎哭出来。如此巨大的蚂蚁这辈子我也就见过这么一次,后来再也没有看见过。据我们的排长说,这种蚂蚁只生活在地下,很少会爬出地面,我一定是挖到了它们的巢穴,惹得人家群起而攻之。当我感觉好点,想好好端详一下那些家伙的时候,除了脚上几对红色的小窟窿以外,那些愤怒的蚂蚁已经无影无踪。
自从被蚂蚁袭击以后,我砍草的时候变得格外小心,生怕再被那些家伙在我脚上来几下子。
当所有的植物都砍倒,下一步就是把草堆起来,然后点上一把火烧掉。
我们把草堆好以后,排长说休息一会。我们几个就坐在地上闲聊。正聊得带劲,突然看见一只青蛙慢腾腾地从远处爬过来,似乎是浑身无力,样子十分奇怪。我们正看着这只青蛙觉得稀奇,猛然间“呼”地一下,一条大约有两米长的绿色大蛇从后面窜出来,冲着青蛙扑去。我们几个看见如此情景都惊呆了,一场大自然的生死之战!
一个战友动作很快,他拿起一把铁锹向绿蛇拍过去,可那绿蛇毫不畏惧,它居然抬起头用它的牙齿去咬铁锹,把铁锹咬得“当、当”响。我比较怕蛇,所以我不敢上去,只是在一边观战。那蛇和我们几个战友交手了几个回合,一个战友猛地用锄头向蛇的腰间砍下去,蛇一下被固定在了地上。可是它仍然抬着头,张着大嘴拼命咬其他战友伸过去的铁锹或者锄头。那场面简直太惊险了。最后绿蛇遭到致命的一击,一个战友用铁锹把它的头拍了一下,它终于不动了。
再去找刚才那只青蛙,只见它好像也有了力气,已经跑远了。
排长点燃草堆以后,熊熊的烈火燃烧起来,大家在旁边看着,防止火烧到其他地方去。这时,不知谁,把那条看样子已经死了的大绿蛇扔到了火堆里。
这时一个令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镜头出现了。开始蛇的身体搭在草堆的枝条上,在火光中,我们可以看见那条蛇黑色的剪影。当火烧到它的身体的时候,它竟然动了起来,慢慢地它顽强地抬起了头,然后越抬越高,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个黑色的剪影慢慢地昂起了它的头,就在它即将被大火吞噬的一瞬间,那黑色的剪影突然对着天空张开了它巨大的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嘴里那恐怖的牙齿。最终,那顽强的蛇头慢慢地垂下来,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
大伙全都被那个镜头惊呆了。
我自己是属蛇的,可是我很怕蛇,而且我觉得蛇比我要顽强,它才是真正的英雄。
……
我是科学家的儿子
老多是李善邦最小的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因为正好是三对儿,恰好多出了他一个,于是朋友们给他取了“老多”这个外号。
老多如此“贪玩”的性格,和父亲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小,父亲就注意培养他对自然的兴趣,这也是他如此喜爱自然界花鸟草虫的原因。老多小的时候,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带他去北京的郊区游玩,在田地里散散步,和农民聊聊天,看看虫子、猫狗、鱼虾,增加对大自然的了解。过节的时候,父亲还会带着他去公园写生。而老多的母亲,也十分重视对他科学兴趣的培养。带他去天文馆看天象、陨石、科学家的照片,还带他去看科学小电影……这些都让老多对大自然充满着各种好奇。这种好奇心,一直伴随着老多。工作后单位组织出去玩,老多经常走着走着就钻到树丛里去找虫子了。
老多和父亲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文革前,李善邦的工作十分忙碌,父子二人几乎没有过多的交流。老多说,那个时候,父亲总是在书房里,晚上开着台灯工作到很晚,他就听收音机打发时间。听完收音机里的节目,老多总是喜欢到父亲的书房,听父亲坐在藤椅上,给他讲笑林广记、聊斋的故事。讲完后,父亲再继续工作。
文革期间,由于老多去了云南,六年的父子分别让再回来的老多深刻地感受到,父亲已经很老了。李善邦晚年的时光,大都是老多伺候在侧。因为那个时候,父亲的脾气不好,把其他的儿女都骂走了,唯独不骂老多。最后,也是他目送父亲离开。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已经三十三年了,现在说起来,已经不那么难受了。其实我父亲有点像哥白尼。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个《中国地震》,现在成了地震学的经典了。那时候,清样出来后,书给他看了,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有追求,并且最后还能实现它,这是个挺幸福的事。”
老多现在的生活习惯,和父亲李善邦一模一样。李善邦的学生见到老多后都说:“这不就是李善邦吗!”老多爱看书、爱观星象,这些兴趣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这些点点滴滴,成就了如今的老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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