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超：多么令人敬畏，就是这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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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紫禁城”故宫发布，麦兜讲述故宫的碗的故事：
赵广超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但是他远远比这块土地上许多字正腔圆的内地同胞更了解中国文化。其所著的《一章木椅》从一把椅子开始讲“一个民族在坐上椅子前和坐上椅子后的故事”；《笔记清明上河图》是他详细的“读图笔记”；《大紫禁城》则研究紫禁城“王者的轴线”。赵广超的工作方式被称为“作书”，他大量临摹古人的稿样，消化原始资料，再以自己精致的图绘和理解制作书籍。
赵广超的作品曾在香港轰动一时，他被称为“香港文化圈的标杆人物”。这一次，他的系列图书被命名为“我的家在紫禁城”，在故宫最新发布。同时，一个已经在香港施行了两年的“紫禁城拓展教育计划”也会在内地展开。因为是在魂牵梦萦的紫禁城发布新书，一向不愿意抛头露面的赵广超，这回难得地站到了台前，“回到原点”，他说。
黑脸大汉如他，登场时严肃拘谨面带羞涩，一开口就有人笑。采访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问记者：“他们（嘉宾）说了那么多夸我的话，是真心的吗？发布会都这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越认真的时候，往往笑声就特别多？”
“不在乎懂不懂，在乎感觉流出来”
赵广超令人惊讶之处，一是他对传统文化极尽细致的描摹，二是他在描摹中体现的深入浅出的解读。很多人想知道他的出身是否有所谓的“家学渊源”，答案是否定的：赵广超出生在香港元朗锦田，杂货铺老板之子。他这样说“家学”：“第一个给出博士学位的人，那个人不是博士。”
他也不觉得有天赋，只是慢慢积累，然后遇见。小时候家乡有流动图书车，他小学二年级就去借书，学大哥哥大姐姐们借一本最大部头的回来，一看是《白蛇传》。看完以后感觉“许仙实在太窝囊了，人家对他这样好”。
由此开始不断地看书，同时生出很多奇妙的幻想。有一次，他好奇人是怎么把东西记下来的：“是不是里面有个容器会满的？”他就做了一个实验，花一整个暑假背中国历史：也许背完一本就会满出来？结果发现不会，跟没有背之前的感觉一样。
因为记了太多东西，再上课已经不能得到满足。中学二年级起，赵广超就逃课去图书馆看书。提起这一段他很谨慎：“不要强调这个或是当做特别经历来写，别人要是学我，很容易出乱子。我不鼓励人这样的。”
他想到什么，就自己动手。“我喜欢美术、艺术、创作、文学，就自己尝试。”他在图书馆自学，准备了多个设计项目，然后接受学校代表的评审，就这样顺利地远赴法国升学。到法国，他又被告知不用上课，给了一个房间让他自己做东西。
“亲手做”的办法笨拙又全面。赵广超想知道爱琴海风格的陶瓷到底为什么“秀丽”，就干脆自己亲手做了一个。在法国，他专业学画画，自己钉画框、做画布，去理解“很多种白其实不是白色”。为了切画布，自己做一把裁画布的刀。“基本上我不知道在体系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觉得，自己有一些自觉。我在大学教设计、美学、艺术啊，其实都没有念过的。”赵广超说。
就这样接触各类文化。有一天赵广超去希腊的一个小岛，看到山上有很多风化厉害的石头：“每个山都是从大山变成小山，都想成为最高的，都不能成为最高的，生命也只是变成那些荆棘，很苍凉。那时候我想到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这个诗我小时候就懂，但那个感觉在那时候才深刻地出现。”赵广超说中国文化的价值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并在不同环境里给他启发：“不在乎你懂不懂，而在乎那个感觉要流出来。”他的所有研究都牵涉中国文化价值：“没有很明确的一条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说‘九点了要开始中国了’，而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它慢慢进入你的生命。可能最初我对许仙的不满就构成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纯粹感情，我觉得特别珍贵。”
猫是现在故宫真正的主人
留法七年，赵广超小有成就。法国贝桑松艺术学校举办欧洲艺术创作比赛，请他担任首席评判；有美国画商飞赴法国来买画。但上世纪80年代末，他选择回到香港教书。
2003年，他又想换个方式生活。于是辞去教职，来到北京。“同事们觉得我有点疯狂。但是如果我不去，就感到好不安，因为真正的好奇会越来越少。如果有想法和感动而不马上做，就会失去它。”
为了保护好自己那一点小小的好奇，他要见真正的紫禁城，见到之后觉得和书上看到的并无不同，他知道一定有东西还没有找到：“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深层的了解。所以我每天当游客，买票，每天进去，但是找不到我觉得我应该找到的故宫。”直到有一天凌晨4点，他走到故宫，看到天上的星星，突然间有风吹来。“我就觉得如果现在是清代，皇上大概也要重走回来了。我就回去开始写了，就这样。”他这样描述灵感到来的瞬间。
感觉来了，赵广超开始着手和故宫相关的工作。先出版的是《大紫禁城：王者的轴线》。这本书称得上是“古建筑科普书”，主要是通过浅显易懂、以图说为主的方式讲述跟故宫有关的建筑和帝王生活。这次出版的《我的家在紫禁城》则更“童真”一些，邀请了“麦兜之父”谢立文共同撰写，创造了卡通的皇帝、皇后、宫女、太监的形象，编纂了关于紫禁城的三字经，并把皇帝称为“皇帝先生”，讲皇帝的日常生活。“麦兜夫妇”谢立文、麦家碧还一起贡献了有麦兜形象的《幸福的碗》，通过麦兜来讲述故宫的碗的故事，一只小猫贯穿其中。因为赵广超发现，猫才是现在故宫真正的主人：不再有人住在宫里，整个建筑群只有少部分对游人开放，工作人员也在有限的地方活动，反而是小猫们在宫殿中自由自在。
童真之中，也有很多令专业人士耳目一新的独到见地。赵广超认为紫禁城的建筑结构来自于大自然，如屋梁结构是仿造树木形状搭建；他还强调紫禁城的天，认为天空也是这座宫殿重要的构成元素。
“我的家在紫禁城”并不仅仅是一个系列的书，而是一整套的教育计划。2011年开始，赵广超的“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联合何鸿毅家族基金，开始尝试在香港的小学及相关儿童教育机构开办儿童工作坊，举办拓展性教育活动，12000多名小学生得以亲密接触“紫禁城”。这次在北京发布新书，也是这个拓展教育准备在内地推广的开始。
长期以来，在内地人心中，故宫一直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天安门是政治符号；紫禁城则庄严得几乎阴森；宫殿是封建帝王生活的地方，智慧都是劳动人民的；到了文化消费品里，故宫是后宫妃子们宫斗的地方。而赵广超则提供了一个人性化的解读故宫的方案：“故宫里的每件事情，其实只有演绎的方法不同，基本上跟我们的家是一样的。皇宫缩小，就个是四合院。”这也是“我的家在紫禁城”的命名由来。
拜鲁班也拜文昌星
很多内地读者是从梁文道的访问里知道的赵广超，知道他将细节完美主义发挥到了“变态”的地步：先把许多古画扫描进计算机里，一笔一画全用手勾描出原图的轮廓和结构，再突出自己想要突出的重点，为了工作累到吐血。坊间甚至流传他曾带着学生跪拜鲁班。
赵广超解释：“梁文道喜欢戏剧化。他写文章之后，每个人见到我都说，你还活着吧？”他不觉得自己做事的方式夸张：“如果你喜欢一件事，你也会想尽办法。重要的是喜欢本身。”
至于“拜鲁班”，他说是要让团队中的年轻人懂得敬畏。他和一个家具店合作要推出木椅。他的逻辑是：“90年长成一棵树，9分钟就把它砍掉。90年里，不单单是一个树木，还包括90年的果子、鲜花、飘叶、候鸟的家，所有这些要变成一张椅子，这个椅子要跟90年的岁月相当。如果你已经砍掉一棵树，再不专注这个木头，这90年就全没了。”其实年轻人们没有跪，是赵广超替他们跪的。他偶尔还会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去文昌塔拜文昌星。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宗教的观念，只是想让他们专注自己。你要对你选择的那个路有最大的敬畏。当然也是偶尔啦，不是一个常态的事情。有时候觉得他们有点松散，要调一下。用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比我整天说道理好。”赵广超说。
赵广超注重“手”。他指着手上虎口处的那块肌肉说：“人跟非人最大的区别，第一是脚能站起来，第二个就是这里。猩猩可以用刀叉，但它不能用筷子，因为它没有这块肌肉，所以手很奇妙。多么令人敬畏，就是这双手。”
思维太快，说话太慢，赵广超讲课的时候需要一直写下关键词。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不灵活，说话、走路都很慢，但是我这里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