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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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之前，他会很害怕，得吃药。他会服用1毫克的阿普唑仓和20毫克的名为心得安的一种β阻滞剂，但这两种药并不能阻止他喉咙发紧，为了更好地放松自己，他还要喝下几杯威士忌或伏特加。因此，哪怕演讲时间是周一上午9点，他也得喝两口威士忌或伏特加，再灌上一小瓶随身带着，再抓一把阿普唑，才能出门。他说：“在走上台前，我都要喝一口。”喝太多酒、吃太多药会让他在说话时有点语无伦次，可量不够又可能让他感到紧张、想逃跑。只有量刚刚好时，他会表现得非常出色。斯托塞尔说：“这样做很危险，但确实有效。”
从病人转变为研究者
因为读了斯托塞尔《我的焦虑时代》那本书，在见到他之前，斯托塞尔在我脑海里就是一个“紧张的憨豆先生”的形象。对于他同意在家里接受我的采访，而不是公众场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开诚布公、真诚温暖的人，但随即又想，他不会是不敢离开家吧。
于是，当看到他“勇敢”地站在大门外迎接我时，我竟有了一丝感动。斯托塞尔个子不高，但儒雅的眼镜、整洁的衣着，给人一种倜傥的感觉。最近，他正忙着为《大西洋月刊》下一期的封面故事组稿，不用说，这又是一个让他感到焦虑的任务。
除了揭示自己得病后的心路历程，斯托塞尔的新书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成为一本介绍焦虑症的百科全书。书中所描述的各种焦虑症状，30年前还鲜为人知，现在却引起了无数学者和普通人的重视，因为仅在美国，就有整整3000万人正在遭受各种焦虑、恐惧症状的折磨。据英国心理健康基金会的研究，有15%的英国人也在经受焦虑症带来的痛苦，而且这个数值还在增大。研究者们也研发出了百忧解、帕罗西汀、左洛复、西酞普兰等抗抑郁药物。
作为焦虑恐慌症患者的斯托塞尔对这种病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身体各部分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联系？研究需要大量材料，这是斯托塞尔最不缺的，他自身的经历就够丰富的了。比如在书中，他谈到了胃和大脑之间的关系。“每次紧张的时候，便是我跑卫生间最勤的时候，身体好像漏了一样。”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频繁上厕所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吃坏了肚子。胃是“第二个大脑”，胃可以影响大脑，大脑反过来也可以影响胃。在斯托塞尔的书里，我们可以读到大量这类对身体的分析，“虽然我的经历有点奇怪，但我不想把它们长期积压在心底，我知道这些会让读者感兴趣的。”
坦诚布公的斯托塞尔
采访中，斯托斯尔提议到小区里走走，边走边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你的怪病，同事们是怎么接受你的？”他回答道：“有不少朋友来到办公室对我说，‘我只是想拥抱你一下’，虽然很感人，但我还是有点尴尬。”
斯托塞尔担心人们会过于关注他的焦虑症，这样会让他更加焦虑。他说：“同情与怜悯之间有细微的差别。”斯托塞尔一生都在隐藏他的神经官能症，而且做得比较成功，他也因这种镇定而闻名。
现在，很多同事找到斯托塞尔，向他讲述自己的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好像成了《大西洋月刊》杂志社内部的一种社交方式。这不禁让我想到几年前，我所在的报社里一位资深编辑突然开始上班不打领带，很快，报社内其他编辑也都不系领带了，这股潮流的传播速度，与阿拉伯之春在海湾各国的传播速度堪有一比。还好当时那位编辑没有说自己有心理障碍，否则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也有心理疾病。
斯托塞尔的另一个担忧源自他的老板，他说：“我担心老板会认为，他花钱雇来做事的人头脑却不清醒，知道了我在演讲前还有喝一两口的习惯，我怕他会担心我因为喝酒误事。其实我怎么会酗酒呢，我对呕吐有恐惧症啊。由此看来，我的恐惧症还是有好处的。”
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后我们回到他家里，他随手从夹克口袋里扯出一把清洁袋，“我的办公室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清洁袋，老天保佑，我至今连一个都没用过。”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恐惧
为了战胜恐惧和焦虑，斯托塞尔做了很多其他人连想想都觉得恶心的事。为了让他能真的呕吐出来，在波士顿临床心理中心，医生让他看大量人们呕吐的视频，让他服用催吐剂，但都没有成功。在接受痛苦治疗的过程中，斯托塞尔萌生了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书的想法。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他正准备进行售书旅行。这一回，他要尝试着在演讲之前不服药、不喝酒。他说：“我将在演讲台上亲身展示我在书中所描写的一切，也许到时候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但说不定能为和我一样遭受着焦虑症折磨的听众和读者提供帮助和借鉴。”
斯托塞尔说，实际上，恐惧和焦虑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常态，反而让他感到安全。患有恐惧症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个勇敢的人。2010年8月一场飓风把他家两棵大树连根拔起，重重砸到了他的房顶，房子顷刻间塌倒在斯托塞尔的身边，他竟然兴奋不已，“和房子塌了相比，恐慌和焦虑才是更可怕的。”在研究恐慌症的过程中，斯托塞尔遇到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他发现这些患者在面对暴风雪突袭等等灾难或紧急情况时，表现得比正常人更勇敢。
如今他患病的事已经大白于天下，斯托塞尔也因此被更广大的人群熟识，我说：“出名了也有好处，说不定会有电视台邀请你参加真人秀。”他笑着回答：“是的，他们会把我带到飞机上，往我身上倒奶酪，好看看我有什么反应。”
斯托塞尔会继续寻找通往安宁的道路。除了理疗、服药、冥想、瑜伽，他最近开始尝试宗教疗法。一直以来，斯托塞尔是个不可知论者，接受宗教信仰对他而言何其艰难，但他不断祈祷，努力让6岁的儿子知道，祈祷是对人有益的。
起身告别时，我问他觉得这次采访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我往往会乱说话，过于坦率。你呢，你对这次采访满意吗？”
我告诉他，他在采访中表现得很好。也许让他恐惧的事儿太多了，采访实在算不了啥。
[译自英国《泰晤士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