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遇上革命

itomezez

材料可能是“点金石”的天然形式。此后，牛顿沉浸在实验室，不停地复制波义耳的汞蒸馏净化实验，最后的结果是他拖着病体，“铩羽而归”。
今天人们也许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说：“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炼金术士。”
众所周知，除了钻研炼金术之外，牛顿还是基督教信徒。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的经典力学定律，会拉开一场从英国到法国，再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甚至波及北美洲的思想文化运动。伏尔泰曾用牛顿的学说，反对宗教神权和“三位一体”，而牛顿本人却是虔诚的“三位一体”的信仰者。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它的领袖科学家，似乎还在理性与宗教之间徘徊不前。
“嗜血”马拉与化学家之死
与其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法国大革命，不如用“风云诡谲”更为贴切。启蒙思想家们为法兰西共和国描绘了理想的政治蓝图，但残忍的专制与独断，很快扼杀了这一切，科学当然也难逃一劫。
1794年5月8日，伟大的科学家、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被法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当他向法庭要求宽限几天执刑，以整理他最后的化学实验结果时，得到的回答是200多年后仍然令人毛发悚然的断喝：“共和国不需要学者！”
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的，正是法国革命史上声名显赫的马拉。今天藏在卢浮宫中的大卫的油画《马拉之死》，塑造了一个崇高的英雄形象，如同殉教的圣徒一般纯洁。但真实的马拉却是一个嗜血的政客。马拉原本是一个医生，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他罢黜并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将温和的吉伦特派驱逐出国民公会。拉瓦锡不幸在早年得罪过马拉，进而招致杀身之祸。
1780年，马拉试图进入科学界，他发表了关于燃素学说的论文，并想以此谋得在法国科学院的职位。但这篇论文被拉瓦锡批驳得体无完肤，因为拉瓦锡是最反对燃素学说的，他通过自己的实验证明了燃烧是氧气与可燃物的化合反应，因此断了科学美梦的马拉，对拉瓦锡怀恨在心。巴士底狱被攻占后，拉瓦锡因做过波旁王朝的税务官而“锒铛入狱”。
1773年，30岁的拉瓦锡在他的实验记录本上，自信满满地写下了一句话：“我注定要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带来一场革命。”然而他却没能预见到，20年后，他竟会成为一场政治革命的牺牲品。
催眠术的胜利
18世纪晚期，“有教养的法国人”开始拒绝启蒙运动中冰冷的理性主义，他们“埋葬”了伏尔泰和卢梭，转而聚集在一个叫弗兰兹·安东·麦斯迈尔的人周围。1774年，麦斯迈尔通过“催眠法”治疗了一个患有神经官能症的病人，从此拉开了催眠术“狂热”的序幕。
麦斯迈尔提出，人体患病的根源是体内一种无形的流体运动受到阻碍，通过催眠术，可以控制这种流体运动，突破阻碍，从而使人们恢复健康。这种观点实在荒诞无稽，但从当时的科学进展来看，催眠术受到追捧并不算特别不可思议，从表面上看，和虚无缥缈的燃素学说相比，它似乎显得更可信一些。
民众不需要冷冰冰的实验数据，他们需要那些带有一点神秘主义的东西。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顿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催眠术热潮。除了普通人之外，数学家欧拉和拉普拉斯也是催眠术的热心观众，莫扎特也乐此不疲，还把催眠术写到了作品里。巴尔扎克也热爱催眠术，据说他死后还被同样热爱催眠术的雨果在某次招魂大会上招了过来。拉瓦锡虽然厌恶催眠术，但为了证明它的无效性，自己也曾亲身尝试。
在人们思想得以解放之初，传统的宗教和神秘主义兴风作浪或许不足为奇。但让人唏嘘的是，在标榜理性的启蒙运动中，真正的科学竟然输给了带有神秘主义的催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