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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中国电影教育是在国民政府开始推进职业教育的背景下产生的，也是中国电影产业初兴，亟需人才之际，各电影制片公司自觉适应市场的产物。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上海建立了多所培训班性质的电影学校，这些电影学校多依托电影制片公司，以培养银幕明星为目的，运用灵活的民办职业教育形式，实现了电影专业制作人才与教师队伍共享战略，建立了新劳动力进入电影行业的场域。
[关键词]早期民办电影教育市场师资队伍 场域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5.033
早期民办电影教育几乎与早期电影产业发展同步，在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出现，最终迅速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开创性和曲折性到今天依然能起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之用。
一、时代政治与市场需求
早期民办电影教育的出现有赖于民国初年有识之士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促进。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六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借上海西门江苏省教育会为办公地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机构的推动下，北京国民政府开始逐渐推进职业教育。
20世纪10-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从1840年到1921年的72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共约953家，创办资本领总计203805千元，而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历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5千元。无论就创办企业家数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这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1]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具有专门技能的实用型人才的需要量加大了。黄炎培在1918年撰文呼吁道：
“各国方大致力于战后教育之研究。质言之，则所谓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如何可使土地增加其收获；如何可使人力增加其效能；制造也，如何使之更精；运输也，如何使之更捷。或谋事后弥补创痍，或谋乘机发展国力，虽地位不同，要其心光、目光所凝聚之一点，惟‘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而已。夫欲解决‘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舍职业教育，尚有他道邪？故吾敢断言，欧战终了以后，正职业教育大发展之时期也。”[2]
早期民办电影教育就是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但民办电影教育与其他职业教育发展相比较却更加艰难。
对政府而言，电影并非实业，因此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府并未对电影教育有任何规划。在民国25年（1936年）《教育法令汇编》中的“电影教育在学制地位上的解释”提到：
“查电影故可为现代教育之利器，但在现行学制上，殊无地位可言。除职业学校外，女子中学及其他正式学校，均不得设电影专科或专班。”[3]
可见，直到1936年，在面对各类学校（包括公办高等教育）已经开展电影教育的现实面前，国民政府对兴办电影教育亦实在没有多大兴趣。然而，20世纪20年代开始，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又迫使各电影公司急需大量的电影人才。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呈井喷状态。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20年代中期，“当时全国约有一百八十家（制片公司）左右。”[4]虽然其中不乏“一片公司”甚至“无片公司”，但民族资本的涌入使得电影生产即便是畸形发展也有突飞猛进之势。中国电影生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起步，制作水平相当落后，人才更是极度匮乏，电影公司且不说聘请电影专业生产人才，即便是寻找稍微出众的电影演员也是难上加难。早期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曾回忆道：
“揭开天窗说亮话，大家都是影迷出生，搞电影，学本事，边做边学，都是无师传授，只靠自学自通。”[5]
早期的电影演员也多是因与电影公司工作人员的人际关系才出演电影，甚少有演剧经验。例如，殷明珠本是社交名媛，因丈夫但杜宇是电影导演，才开始出演电影。宣景琳在从影之前原是风尘女子，亦是“一位社交场上认识的朋友把宣景琳拉进了电影圈。”[6]因此我们也不难解释早期中国电影银幕上生涩的表演风格出现的原因。
这种偶然性与作坊式的人才进入方式，绝不能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北京国民政府尚未把电影教育列入公办教育计划之际，各电影公司只能自己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
二、繁荣景象与办学特色
据1927年《中华影业年鉴》统计，在上海“国人所办之影戏学校有：大中华影戏学校、大陆影戏学校、中华电影公司、光华影戏学校、明星影戏学校、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坤范女子电影学校、南洋电影学校、昆仑电影学校、菩萨电影学校、新月电影学校、远东电影学校、范三电影教练社。外人所办：贝兰电影传习所、美亚电影传习所、中西影戏学校”等18所。[7]这些电影学校多依托电影制片公司，以培训班的形式授课。
一座城市居然在十年内出现过18所电影学校，不可谓不多，而且这些学校也的确培养出了一些电影人才。例如，明星影戏学校培养了王献斋、袁绍梅、李萍倩、王吉亭等；中华电影学校培养了胡蝶、朱飞、高梨痕等；远东电影学校培养了吴素馨、吴惠琴等；大中华影戏学校培养了王元龙、张织云等。
比较成功的早期民办电影学校具备一些共通的特点：
第一、办学目的明确
鉴于早期电影制片最缺乏的是电影演员，多数电影学校以培养演员为最主要的目的。后来程步高回忆道：
“从前电影学校，只招演员，不招别的。凡电影公司新成立，筹拍新片，于是开办学校，以应急需。”[8]
郑鹧鸪曾写道：
“明星影戏学校，规定隶属于明星公司范围之内，故所有课程，每多侧重于银幕方面，余如摄影科皆略不详。这并非明星公司的错误，乃是各家影片公司附设学校的通弊，因为急欲造就银幕上的人才，不得不抛弃其他种种不急需的课程。”[9]
《胡蝶传》中提及中华电影学校的招生启事时写道：
“中华电影学校由上海大戏院经理曾焕堂先生投资创建，现聘请留洋归国之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等人主持授课。学校办学之目的在于培养电影演员，提高电影演员之综合素质……”[10]
第二、师资来源于电影行业
早期电影学校培养电影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而他们与制片公司的隶属关系中最大的优势是学校的师资来自于电影界内部。这不仅使教学更加贴近生产，也增强了学生就学的信心。实际上随着《孤儿救祖记》等电影的成功，亦引起了不少影迷从业的兴趣，程步高回忆道：
“当年大批男女年轻影迷，早有投身影界的决心，无奈电影公司门禁森严，无人介绍，怕难问津。学校公开招生，打开方便之门，蜂拥报名，亦是唯一的终南捷径。”[11]
可以想象，电影界前辈亲自授课，对这批年轻影迷的吸引力。
早期参与电影教育教师中，有许多影剧界人物。如，明星影戏学校有演员郑鹧鸪，电影事业家周剑云、戏剧家谷剑尘。中华电影学校有“海归”导演陈寿萌，“海归”化妆师徐琥，作家兼剧作家洪深、陆澹安，著名导演汪熙昌、卜万苍、顾肯夫等。导演兼电影家陆洁参与了大中华电影学校的教学，戏剧家侯曜参与了民新电影学校的教学，导演任矜萍和程步高参与了远东电影学校的教学。其中，远东电影学校属中外合办性质，由波兰籍导演乔治•卡特任校长，乔治•卡特曾在好莱坞执导电影并亲自授课。
早期民办电影学校的教师群体虽不能说是当时世界电影界中真正响当当的人才，也不能说他们已深谙电影生产之规律，但这些教师在从教之前却多是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起了筚路蓝缕之功，且积累了不少电影生产的经验。
例如，明星影戏学校教师郑鹧鸪是中国电影界最早的职业演员之一，中国电影史上现存最早的电影《劳工之爱情》就是由郑鹧鸪主演的。郑鹧鸪还曾出演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影片《孤儿救祖记》。明星影戏学校教师周剑云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电影实业家之一，“君亦为明星公司首创发起人之一，初任文牍主任，继升董事兼发行主任。”[12]再如，中华电影学校教师陈寿萌“留学美国，专攻电影。历诸著名导演，游为助手。”[13]
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对当时这些民办电影学校的教学水平已不得而知，然而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对于电影这个神秘的新“工艺”又有谁能比这些亲历者更多感性认知和理性思考呢？
第三、对口就业
早期的比较成功的民办电影学校与电影公司的密切关系有利于学生直接参与生产实践。当然让学生进入电影界亦是这些民办电影学校举办之目的。另一方面，这些学校的教师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也为毕业生开辟了一条就业的捷径。
例如，20年代著名男影星王元龙，“大中华影片公司创办大中华影戏学校，登报招生。君观广告，遂不远千里而来。”[14]学成后，“1924年由陆洁介绍，进入大中华影片公司。”[15]王献斋是明星影戏学校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就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并出演了该公司出品的最著名的影片之一《孤儿救祖记》，成为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员。邵庄林“在明星影校毕业后，即留充当演员自《孤儿救祖记》，以至《小朋友》，历任各片配角。”[16]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学员都有王元龙、王献斋等人的实力和运气，但是这些民办电影学校却给学员建立起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拉近学员与电影行业的距离，形成进入行业的人际关系网。例如，胡蝶就是“观影戏事业之日兴月盛，也心窃好之，遂投身中华电影学校为学员，与同学徐琴芳女士善。时琴芳适应友联公司聘，女士遂亦因其介绍而加入友联。”[17]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华电影学校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也许并不能进入电影界。
我们今天再来审视早期民办电影教育，虽然这些电影学校的办学时间都不长，但是在中国电影初创期，电影发展亟需人才之际，这些民办电影学校为中国电影银幕培养了许多电影明星。这些成就当然是国民政府推进职业教育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优秀的中国电影公司自觉适应市场，谋求发展的雄心壮志。早期民办电影学校专业人才与教学师资队伍共享的教学策略，对今天的影视教育依然有启示作用。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2010年度“行知计划”科研项目《中华民国民办电影学校办学与当代民办独立院校影视教育发展研究》中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ycx204
参考文献
[1]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06.
[2]魏心一.陶行知、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教育文选[G].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132.
[3]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 第一辑[G].1936:414.
[4]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81.
[5]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133.
[6]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
[7]籍之伟,钟大丰.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0.
[8] 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133.
[9] 籍之伟,钟大丰.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7.
[10]遨燃.胡蝶传[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
[11]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133.
[12]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M].上海: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89.
[13]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M].上海: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35.
[14]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M].上海: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47.
[15]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
[16]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M].上海: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54.
[17]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M].上海: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66.
作者简介
杨璟（1982—），男，重庆江津人，西南大学育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电影学。
董亚鸥（1984—），男，重庆人，西南大学育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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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7 18: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