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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地山和丰子恺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佛学对许地山和丰子恺的文学影响体现在文学创作主题和表现形式、审美思维等多方面。本文从佛学对两位大家的影响这个角度，阐述在佛学影响下两人的人生观点、艺术思维及文学作品等，揭示其共通之处和独具特点，从而进一步肯定两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 许地山 丰子恺 佛学 文学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地山和丰子恺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作家。许地山是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学者，他的散文空灵玄妙，小说风格奇特，在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丰子恺既是漫画家又是文学家，被誉为“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两人都身受宗教的熏陶与影响，因而作品中都显现出浓郁的宗教情怀。佛学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思维哲学，浸润了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和品性修为，给了他们感悟自然和洞察社会的独特视角，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观。深厚的佛学修养渗透在他们的创作思维、文学主题、风格特征及文艺观等多个方面。本文拟从佛学对两位大家的影响这个角度，阐述他们的人生观点、艺术思维及文学作品等方面的共通之处和独具特点，从而进一步肯定两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一、形成佛心
1.许地山宗教观的形成
在中国现代史上，许地山身份比较特殊，他不仅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宗教哲学家、宗教史学专家，还是一名爱国民主战士。宗教对他以善为本、积极向上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台{1}湾省被侵略，父亲南英先生率军奋勇抗战，故乡土地上的滚滚硝烟，给三岁的许地山留下模糊的印象。一家人寄居在老家祠堂里时，母亲因担心父亲的安危，寄希望于她信奉的佛祖，在居室中摆上香案，一天三次祷诵，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深深震撼了许地山幼小的心灵。辛亥革命后，父亲卸任，家境窘迫，年仅19岁的许地山开始了艰难的谋生。1913年，许地山赴缅甸仰光中华学校任教。缅甸是个古老的佛国，在这里的几年时间让许地山更贴近佛教。人生际遇使他不由自主地认同佛教的“多苦观”，他在《空山灵雨》的“弁言”中说：“生本不乐。”
在佛教方面影响许地山最深的，是与他挚爱的结发妻林月森结婚。在诗集《落花生》中，许地山悼念亡妻说：“你本是一个优婆夷，所以你的涅槃是堪以赞美。”从这行诗句里我们可以知道林氏是一个受持五戒的佛教女信徒。对于一对相爱相知的夫妻来说，诚笃礼佛的一方必然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在许地山身上，这种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林月森在婚后的第三年就过世了，少年亡妻对于许地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常常在魂牵梦萦中想念自己的妻子，昔日对于佛教的共同探讨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佛是他解脱痛苦的方法，也成了妻子的化身。佛教原本和爱情相对立，许地山却将佛教精神和人间情怀联系在一起。
许地山在作品中倾注了很多宗教思考。他曾给宗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人间为精神调和物质”，是“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的正当态度”。显然，许地山从人生态度、精神生活上确立了宗教的意义，认为宗教促进了人类生活中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调和与统一，担负着人类应尽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良知，驱使人向更高的理想和全面、完善的生活发展。并且他还将这种见解用优美的文学形式表达了出来。
2.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
1914年春，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李叔同。李叔同是丰子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师，因为他不仅教他音乐、绘画，还教他做人。在李叔同那儿，丰子恺学会了写生画法，打定主意要专心学画。他十分崇拜李叔同，“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教师，又是我信宗教的导师。我的一生，受法师影响很大”（《我与弘一法师》）。李叔同皈依佛教，慈悲为怀，丰子恺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年以后也皈依佛教。他对于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忽然“遁入空门”的看法：“我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这就是丰子恺的宗教观，也是他的佛学观。
二、阐述佛理
许地山和丰子恺都深受佛学的熏染，作品中也都渗透着浓郁的宗教情怀。佛教对丰子恺作品的影响是潜隐的，就如盐溶于水。作者的慈悲情怀、人生感悟在娓娓道来的平淡叙事中闪现出佛理的灵光。而许地山的作品则常直接借用宗教故事、词汇和意象，想象丰富，宗教色彩明显而浓郁，常借小说人物体现作者带有宗教色彩的人生观点。
许地山研究并深谙佛学，是以哲人的理性态度把握佛理，向外辐射，关注思考人的生存和出路，所以他的散文往往直接阐述佛理，他的小说中浸染着浓郁的佛学韵味，但又渗透出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和追问。其作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现实，思考人类命运。许地山还身体力行，抗战期间，许地山作为一名热爱祖国的左翼作家，奔走呼号，声讨日寇罪行；流亡香港后，还写论文《国粹与国学》，在当时影响很大，还写了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表达了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文艺界的极大好评。丰子恺是效仿弘一大师而近佛，因而对佛学有着更多的感性认知。丰子恺着力于生活方式的宗教化和对事对物的佛理体验，是向“内”观照，而后直抒胸臆、发而为文。丰子恺的散文局限于书写个人感悟，没有上升到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思索和对国家民生命运前途的关注，只是书写了战乱民困中的自我感受和人生体悟。他的思想和视野相对隐逸，是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许地山则是作出了思考，视野和思维更开阔。他从民族积习、传统文化弊端、国民劣根性等多方面思考中华民族命运衰微的根由。两人对佛学义理的不同把握方式使得他们的文学主题各具特点，同中有异。
禅宗认为，心性本是心灵自由活动的本体，它是无限广大、无规定、无限制的。它“犹如虚空”“能含万法”，况且成佛悟道的结果即在于解脱一切，如果执著拘守某些教条、规范，就违背了佛学真谛。这种禅理被丰子恺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就呈现为一种无缚无碍、情真语直的独到创作特色，所以他的作品读来通俗易懂，亲切有趣，佛韵已经化为无形而韵味犹在。这与许地山直接运用佛教用语和佛学意象的风格截然不同。
三、表达佛心
许地山和丰子恺虽然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但他们都未走向枯寂，亦未完全忘情。丰子恺终其一生仅是个居士，许地山更是以理性的研究心态对待佛学，恰似“我居众生之上，但并不出世”。他们的作品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近佛但情未“空”。相反，佛学修养使他们对人生苦难有更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对世间一切有更多细致的关切、悲悯之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浓郁真挚的情感。这些情感的表达途径，许地山多以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创作视角阐述佛理，显现佛心；丰子恺则体现着儿女情深和对万物的慈悲心，他的散文以礼赞儿童为主旨，对孩子的爱是浓得化不开的“热爱”，用儿童世界的纯真洁净印证了佛学中的“明净心”。
（一）从女性的视角直接阐述佛理，显现佛心
许地山在《空山灵雨》中有许多散文是对爱情的阐释，通过女主人公直接阐述佛理。《桥边》描写了一个纯情男孩痴迷的爱意，传达了一个洒脱女孩朴素的爱情观：“信念算什么，要真相知才有用哪。”《七宝池上底乡思》，诗中的少妇（实际暗指作者亡妻）丝毫不流连极乐世界的宝林香花、充耳妙音，因为思念人间的夫君而悲伤哭泣，最终感动了弥陀：“你这样有情，谁还能对你劝说向你拦禁？回去吧，须记得这就是轮回因。”作者借弥陀之口，表达了对佛学与有情的独特见解：“纵然碎世界为微尘，这微尘中也住着无量有情。所以世界不尽，有情不尽；有情不尽，轮回不尽；轮回不尽，济度不尽；济度不尽，乐土乃能显现不尽。”他在文中所歌咏的情是纯净的情，他所阐释的爱是智性的爱，几乎没有掺杂欲望成分，这应该与佛道等宗教文化对他的长期熏染有关。他的爱情作品表面描写男女情爱，实际揭示人生的真谛，笔墨玄妙轻灵，睿智明辨。
精美短小的散文中处处闪现佛理之光，而在他的小说中，佛教的印记则潜藏在各个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中。许地山的小说侧重于以女性的视角阐述佛理，塑造了从敏明到尚洁、惜官，再到春桃等一系列丰满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从消极避世到顺运、坚韧，最后自主把握人生的心理成长过程。从《命命鸟》到《商人妇》再到《春桃》，作品中的佛学印记也从显明渐变为潜隐，终至淡若无形。
《命命鸟》中的敏明与加陵因为现实人生中的爱情受外界因素阻隔不能成婚，痛苦异常，后来受佛教熏染，终以死求得解脱。敏明赴水前的一段祈祷却证明她绝非殉情而是殉道，她通过梦境所见而觉悟佛法：死不是一种痛苦和悲哀，而是一种精神永恒或走向极乐世界。此时，敏明对佛教的理解是肤浅和片面的，因而她以死亡求解脱的方式也是偏激和消极的。《商人妇》中的惜官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却年纪轻轻就历经被卖、被骗、被欺的人生惨变。但她面对人生苦难却毫不在意，而是坚韧顽强地活着：“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分别，你造作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虽然她的语言中没有明显直接借用佛教语言，但她的话语中显示出的却是一种佛家“无差别心”的大气度和彻悟人生无常的大智慧。
《缀网劳蛛》里的尚洁对人生苦更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我们都是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尚洁虽然受尽欺凌，被多疑的丈夫刺伤并逐出家门，但她能用一种沉静和忍辱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苦厄，几乎达到了菩提的境界。佛教中“忍辱”是六度的中心，在世间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才是修菩萨道的基本精神，是真正的佛教忍辱精神。她以蜘蛛自喻：“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么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俨然是一位气定神闲、慈悲度世的悟道之人。惜官和尚洁对于命运，已经不再像敏明那样消极逃避，而是既“听其自然”，又须“不停努力”，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得失随缘、淡定处世。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变化表明了许地山对佛教的领悟在不断深入和提高，体现了他人生观的渐变。
《春桃》是许地山后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的宗教意味是潜隐的。小说中的春桃是一个靠捡破烂维生的底层劳动妇女，虽“在烈日冷风中吃尘土，可是生来爱干净，无论冬夏，每天回家，她总得净身洗脸”。这些看似与她捡破烂的身份不太相称的特点，让人不由联想到佛教盛赞的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文中反复出现的晚香玉也暗喻着春桃洁净和美好的品性：她面对苦难的处境却流露出纯净的宗教心和独立的生活态度。她以非凡的勇气和博大的爱心安然承受一切不幸，可以说，春桃身上凝聚了许地山的理想和希望，宗教精神已经完全融入她自身的性格中，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决不会站着你。”从敏明的消极逃避到尚洁的坚韧度世再到春桃的自强不息，清晰地展现了许地山对人生的思考、对合理人生观的不断探索。
（二）礼赞童心，显现佛心
丰子恺的作品处处体现着儿女情深和对万物的慈悲爱心，他的“童心说”漾动着佛教思想的底蕴。佛教认为人性本佛性，众生先天具有一种未经尘世污染的“清净心”，即“佛性”，而这种“佛性”又集中体现在儿童身上。明代李贽曾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成人于尘世中渐为外界妄念所迷，渐堕入世相虚妄之中，受世智尘劳的拘束，反倒迷失了佛心，即“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丰子恺是借礼赞儿童来反讽成人社会的虚伪矫饰等弊病。
在散文《儿女》中，他不遗余力地细致描写孩子们吃西瓜的陶醉状，孩子们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儿童对日常琐事表现出的专注憨态和自得其乐令他羡慕和慨叹：儿童才具有明慧的心眼，世间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孩子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专心认真的，把身心全部思量都拿出来。哭的时候用全力去哭，笑的时候用全力去笑，一切游戏都用全力去做，儿童的这份专注的“痴”正是佛教追求的“无我“之境，儿童在吃西瓜中享受人生乐趣，展现出来的容易满足恰似佛家追求的无欲无求。由对儿童的爱进而扩展到对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爱与同情，他的散文表现出博大的爱心。
“众生平等，皆具佛性”的佛教观念使原本慈和敏感的丰子恺更具悲悯之心，并给了他观照万物的独特视角。在他笔下，草木皆有感，鹅鸭亦有情。他的漫画形式朴素、情感深挚。他笔下的鹅、猫、燕子、鱼这些小生命皆生动传神，有情有灵。他在《我的漫画》中坦言自己欣赏古人的“意到笔不到”，“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反倒累赘。”说的是漫画，实际其文亦是如此。常人眼中的呆鹅，在丰子恺眼中极具个性，在他笔下趣味横生。在《白鹅》中，描其高傲状：“伸长了脖颈，左顾右盼”；摹其声调“轧轧”，严肃郑重；写其步态从容“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连白鹅的吃饭状都憨态可掬。在他的心目中，这只白鹅俨然是一位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家人，是和人类完全平等的。从对万物的博大爱心拓展开去，丰子恺还提倡养护慈心。他在《护生画集》的序文中明确指出：护生重在护心。“戒杀”是为了“护生”，实是“护心”，去掉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待人处世。
他的散文和漫画虽然带有明显的佛学色彩，但不是纯粹地对佛学义理做图解。一方面他借纯净的儿童世界表达不沾染世尘的理想国，以童心与佛理融合的理想世界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心中憧憬的精神家园在现实中的模型就是儿童世界。他的童话《赤心国》、《大人国》通过真实社会和虚构世界的鲜明对比，表达了对真诚美好社会的憧憬和向往。另一方面是从宗教中寻求改造人类劣根性和改变黑暗社会的武器，试图用佛教淡泊宁静的人生哲学、真纯率直的处世态度和悲悯宽容的道德标准，慰藉人类的心灵，净化世人的情操，从而改造动荡苦难的现实社会，期盼呈现一个充满真、纯、爱的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
佛学的熏染使两人的文学作品独具特色，也使他们的文学主题有着明显的偏离当时的时代潮流的倾向，因而其作品被划为边缘化写作。
参考文献：
[1]许地山.人生空山灵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61.
[2]许地山.读兰芝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乐齐.精读许地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349.
[3]沈从文.论落花生.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92.
[4]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97.
[5]丰子恺.丰子恺随笔精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316
[6]丰子恺.丰子恺散文.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26，27.
[7]陈童编.丰子恺散文精读.东方出版中心，2007.2：145.
[8]俞佩林.许地山的宗教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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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7 18:2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