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ikiwareluar

“你有没有过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医生问道。
特雷克斯勒先生没听清那个词。“哪一种？”
“异想天开的。”医生又说了一遍，说得从容不迫。他看着病人，想发现他的表情有无任何细微变化，任何不自在。在特雷克斯勒看来，医生不只在死死地盯着他，而且在不知不觉逼近他，就像一只蜥蜴逼近一只虫子。特雷克斯勒往后挪了一英寸，好稳住神答话。他正要说“有过”，马上又意识到如果他说有过，接下来的问题便无法回答。异想天开的念头，有没有过任何异想天开的念头？两岁以后，除了异想天开的，他还有过别的念头吗？
特雷克斯勒感觉到时间在流逝，也感觉到他需要回答。这些精神病医生都是大忙人，忙不胜忙，不能让他们等待。
我们来看看吧，异想天开的念头。特雷克斯勒沿着可怕的岁月走廊往回走，一路躲闪着，想看看能找到什么。他感觉到医生的眼晴在盯着他，也知道时间在流逝。别这么较真了，他对自己说。如果此时需要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伸进袋子里随便拣一样就行了。一个像你这样有很多异想天开念头的人，應该轻而易举就能说出一例以供记录。特雷克斯勒突然探进袋子，在他的某个念头前待了一会儿，好像蜂鸟在飞燕草丛里停一下那样。不，他说，不提这个。他又冲向另一个（关于猕猴的），停下来考虑了一下。不，他说，不提这个。
特雷克斯勒知道他得抓紧时间。问题提出来后，他已经浪费了快四秒钟，可是这种事让人毫无办法—只是又一次让人感到无奈的糟糕情形，就像他时常令自己陷入的那一种。他问自己，你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别在口袋里摸摸索索了？他又试了一次，这次他在精神病院那儿停了一下，只是栅栏是有机玻璃的—有凹槽，可以伸缩。不是这儿，他说，不是这个。
他直直地看着医生。“没有，”他平静地说，“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
医生抽了口烟斗，对着一排医学书喷出一缕烟。特雷克斯勒直直地看着烟雾。他总算看到了一个书名：《生殖泌尿系统》。一道恐惧的波浪刷的一下掠过他的身体，他第一次感到肾结淡绿细直纹短石疼，皱了一下眉头。他记得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位医生的诊室，瞄了一眼那些书名—恐惧便陡然升起，衬衫的腋下部位湿掉了，那是本关于肺结核的书，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痨病晚期，马上联想到大量出血。特雷克斯勒疲惫地叹了口气。他想，四十年了，我还是能让一本医学书的书名吓倒，四十年了，我还是在生活的爱猛然弓起的小马背上待不久。怪不得我坐在这儿，在这个难挨的傍晚，在这个没劲的破地方，就我异想天开的念头向医生撒谎，想想就会觉得，他看上去很累。
这节治疗时间慢吞吞地过去。大约二十分钟后，医生站起身把烟斗磕干净。特雷克斯勒站了起来，把脑子里的灰磕干净，然后等待。医生亲切地笑着伸出手。“你一点事也没有—只是吓坏了，想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吓坏了吗？”
“怎么？”特雷克斯勒问。
“看看你坐的椅子！看到它离我的桌子后退了多远吗？我问你问题时，你一直在一点点往后退，那意味着你吓坏了。”
“是吗？”特雷克斯勒说，一边装作咧嘴而笑。“对，我想是吧。”
他们握了握手。特雷克斯勒转身沿着走廊脚步不稳地走出去，走进候诊室，出去时经过了下一位病人，一个脸色红润、身穿细条纹衣服的人，他坐在沙发上，紧张地转动他的帽子，直直地盯着前面的文件柜。受惊的可怜人啊，特雷克斯勒想，他很可能已经在《时报》上读到过到下星期四十二点前，美国的男性中每两个，就会有一位死于心脏病，几乎每天早上报纸上都会这么说。他也很可能想到了在麦迪逊大道公共汽车上的那天。
一周后，特雷克斯勒又坐到了病人椅上。此后一连几周，他都继续去就诊，总是在薄暮时分，当时，思维池塘上笼罩着重重水汽，让整个东七十几街一带都为之晦暗。日复一日，他感觉根本没有好转，发现自己无法工作，发觉就诊越来越变得例行公事。
每节治疗时间都先从概述症状开始—走在街上感到眩晕，脖子根感到绷着疼，忧心忡忡，不时感到沮丧和情绪低落，压力感和紧张感，对无法工作感到恼火，对未能完成工作感到焦虑，胃胀气。在为了说给医生听，不辞辛苦地再次讲述那些神经官能症状时，特雷克斯勒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乏味的症状。然后，在耐心听了症状重述后，医生会突然发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能让你放松？”特雷克斯勒会回答：“有，一杯酒。”医生会心知肚明地点点头。
随着他熟悉了这种程式，特雷克斯勒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向跟那位医生有认同感，把自己换到医生的位置上—这很可能是（他想道）一种很聪明的逃避现实法。无论如何，对特雷克斯勒而言，在把自己认同于别人这一点上，这次也根本不算新鲜。只要上了的士，他马上就成了司机，从驾车者的角度看待一切（以及右手伸过来轻轻推倒旗子，把它按下，一直按到跟计价器的边缘相平），也看到了一切—车来车往，车资，一切—通过安东尼·罗科或者伊西多·弗里曼或者马修·斯科特的眼睛。在理发店，特雷克斯勒是理发师，他用手指捏着梳子，手搁在生发水瓶子上。那么，完全不言而喻的是，特雷克斯勒很快就坐到医生的椅子上，提问，等待回答。想到这里，他开始对医生很感兴趣。他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好对付的病人。
那是在第五次就诊时，差不多进行了一半，医生突然对特雷克斯勒说：“你想要什么？”他特别强调了“想要”这个词。
“我不知道。”特雷克斯勒不自在地回答道，“我想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谁都当然知道。”医生回答道。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吗？”特雷克斯勒见缝插针地问。
“当然，”医生说。特雷克斯勒注意到此时，医生坐的椅子稍微往后滑了一点，离他远了一点。特雷克斯勒心里轻轻一笑，但是控制住未形诸于色。他跟自己说，你让他像只兔子一样受惊了，看他蹿得多快！
“你想要什么？”特雷克斯勒乘胜追击，逼问道。
这位医生又往后滑了一英寸，远离审问者。“我想给我在西港的小房子盖座厢房，想要更多钱，想要更多空闲时间去做想做的事。”
特雷克斯勒正要问“你想做什么？”话到嘴边又忍住了，最好不要操之过急，他想，最好不要失去控球权。另外，他想，在这儿究竟是干吗—我一次花十五块钱来搞这种降神会，然后由我自己上阵，提问题，衡量答案。这么说他想要座厢房！隐藏得可真够好啊！一座厢房。
在这次剩下的就诊时间里，特雷克斯勒安心地继续扮演病人的角色，以和气而友好的音符结束。医生让他放心，他的病因出自他的担心，而他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微笑着握了手。
特雷克斯勒晕头晕脑地穿过空荡荡的候诊室，医生跟在后面送他出去。天色已晚，秘书已经关了诊所回家了。又熬过一天。“再见。”特雷克斯勒说。他迈步到了街上，转西往麦迪逊大道的方向走去，想到医生下班后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在那个凄凉的地方——这位比他的秘书工作得还久，坏破了胆、工作过度的可怜虫，特雷克斯勒想道。还有什么新厢房！
这天傍晚天气晴朗，远处的中央公园一片绿意，诱人前往，余晖为砖墙及褐色砂石墙涂上一层高光清漆，让街上显得亮堂堂的，令人心醉神迷。特雷克斯勒一边走一边考虑他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他耳边又传来这样的问话。特雷克斯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通常而言，所有人想要什么。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想要的是无法表达和无法得到的，而不是一座厢房。他满足地记得它是深层次、无形和持久的，而且不可能实现，它让人们感觉难受。沿着第三大道闲逛时，你的目光穿过酒吧门口望到阴暗的里面，有时能从放纵的各色人等中，看出是哪些人未能忘怀此事。他们定睛凝望杯底，希望甚微地想要再稍稍瞥上一眼。特雷克斯勒发现自己心情为之一变的是，他记起了他想要的既宏大又渺小，尽管它借自宏图大业、青春之爱、老歌和早期的广告，然而它并非这任何一种，它从来不曾被分离出来或者确定下来，有谁想在医生诊室里不受打扰的环境下将其定义，他会彻底失败的。
特雷克斯勒感觉精神焕发。突然，他的病似乎不治而愈，他不再眩晕，而感觉稳稳当当的。在他和路灯之间，冒出一棵小树，生长在那里，浸透了黄昏景象，每一片镀上金边的叶子都美仑美奂。美景当前，特雷克斯勒的脊椎里自然有所触动，第一次感到如此轻微的震颤。“我想要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就要它长在那里的样子。”他说，也回答了一位想象出来的医生所提的一个想象的问题。他意识到他想要的，谁都无法给予，这让他有了种迟来的自豪感。他不再计较身体不舒服，對心中害怕不再感到难堪;在他的恐惧丛林中，他瞥见了（就像他以前经常瞥见一样）勇气之鸟艳丽的尾羽。
然后他又想到了医生，想到他独自被撇下，累了，而且胆战心惊。（那个受惊吓的可怜家伙，特雷克斯勒说。）特雷克斯勒开始哼唱《月光摇篮曲》。他穿过麦迪逊大道，上了一辆开往下城的公共汽车，一直坐下去，到五十二街时，他有了个能够正确称之为异想天开的念头。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