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迭代视域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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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媒介的迭代往往促使社会发生变革。古代中国的传播媒介由龟甲兽骨和金石鼎碑迭代为竹简木牍和缣帛，之后，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古代欧洲的传播媒介从岩壁石刻迭代为莎草纸和羊皮纸，促进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转型;之后，简牍、莎草、贝叶、缣帛、羊皮纸和桦树皮等传播介质迭代为中国发明的植物纤维纸。在中国活字印刷思想的启发下，德国古腾堡发明新的机械金属印刷复制技术，由此推动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蓬勃展开。由是观之，媒介迭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或不可小觑。笔者认为，媒介迭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重要诱因和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媒介技术迭代：新技术促进新思想传播;二是媒介形态迭代：新媒介构建新文化场域;三是媒介制度迭代：新环境孕养新文化队伍。
【关 键 词】媒介迭代;印刷技术;传媒场域;新文化运动
【作者单位】万安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剑飞，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斯蒂安，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及影响研究”（17BXW046）;安徽省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出版的媒介融合艺术研究”（gxyqZD2019087）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23.006
人类媒介的迭代，往往促使社会发生变革。古代中国的传播媒介由龟甲兽骨和金石鼎碑迭代为竹简木牍和缣帛，之后，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古代欧洲的传播媒介从岩壁石刻迭代为莎草纸和羊皮纸，促进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转型;之后，简牍、莎草、贝叶、缣帛、羊皮纸和桦树皮等传播介质迭代为中国发明的植物纤维纸。在中国活字印刷思想的启发下，古腾堡发明新的机械金属印刷复制技术，由此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蓬勃展开。值此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用媒介迭代视角重新审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空，我们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认知。
一、媒介技术迭代：新技术促进新思想传播
钱存训说：“在古代中国，（雕版）印刷术成为一种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1]古腾堡新印刷技术被引入中国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得到了迅速推广，推动了媒介迭代，极大促进了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这实际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诱因和动因，并直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出版印刷新技术的引入，特别是这种新技术与新内容的聯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广泛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1.新式印刷技术的引入
铅活字印刷术自1812年传入中国后，一直遭遇冷遇，直到1900年前后，才开始被集中采用[2]。新式印刷技术最初由传教士出版活动引入，传教士出版机构从甲午战争前的18家发展到清末的70余家[3]。传教士来华进行出版活动，目的虽然是传教弘道，或是扩大本国对华影响，但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转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像20年前石印取代了雕版印刷一样，1895年起，凸版印刷开始逐渐取代石印。”[4]凸版印刷是以机械化为特征完成迭代的，机械化使得蒸汽动力替代了人力，大型出版机构可以把印刷机器所需要的工人数“从8人降低到3人”[4]。凸版印刷以惊人的速度取代旧式的雕版印刷和手工作坊，甚至也取代了石印这种较为先进的印刷技术。新技术推动了五四时期新内容和新思想的全域性快速传播。
从地理空间上看，印刷机最初的引入相对集中在上海，该地于是成为新式印刷技术和新式出版机构最聚集的区域，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彼时出版传媒中心。资料显示，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仅上海一地进口的印刷机器“1916年、1918年和1919年进口数量都在增长。到1920年，进口数额已经达到1914年的5倍，一年之后达到了13倍”[4]。五四前后，上海的新式报刊出版和新式书籍出版明显呈现由于印刷出版设备引入而形成的规模聚集效应。新式印刷设备的空间所在，就成为新型文化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阅读的所在地，二者构成良性互动关系。因此，上海成为新媒介诞生和新思想孕育的重要区域。
1912年，“民国”甫立，共和草创。北京因其首都地位，新式印刷技术和新式书报刊出版开始聚集在这里。1916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自沪迁京，北京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地位渐趋形成。
2.大众传播链条的形成
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引入，大规模协作式的现代出版产业特征开始显现，策划、编辑、制作、印刷、发行、销售、购买和阅读的一条龙全产业链条形成，同时，形成的也是一条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大众传播和接收链条。
大众传播也推动了新内容、新思想和新思潮的不断呈现和久远传播。经由现代印刷技术催生的现代报刊和新式书籍，完成了大众传媒圈层的建构。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统计，从“民国”成立的1912年到1921年短短十年间，全国邮递报纸及印刷品数量，就由三千七百多万份，骤增至九千一百余万份[5]。“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带动下，进步学生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在1919年一年就有400种之多。”[6]
新式机械活字印刷不仅带来了新式报刊种类的与日俱增，而且使得每份报刊印刷数量较之传统雕版印刷书籍呈几何级数增加。这也为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主义和新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媒介条件。比如，《湘江评论》“创刊号初印2000份，当即销售一空，又加印2000份。从第2期起增印5000份，除主销地湖南外，上海、北京、武汉、广东、四川等地都有它的读者”[6]。甚至，学生创办的刊物也有可观的发行数量，比如，《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除发行天津外，还行销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全国许多地方，平时日销数4000多份，最高日销超过一万份”[6]。
报刊发行对大众传播的抵达至关重要，新式报刊均采用多种发行和促销方式。比如，《星期评论》有以下发行方式：上海《民国日报》的订户一律免费赠送;直接订阅或邮购;长期订阅有优惠价格;各地设固定发行代表;此外，《星期评论》还建立“个人负责某地的代理发行工作”[7]。经过一段时间的读者培育，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报刊等发行模式“逐渐由以原先的赠阅为主、部分人士订阅的模式，转向了中国知识分子自行订阅为主的模式”[8]。这实际上标志着现代报刊传播已经拥有了自己忠实的读者群体。“编—印—发—阅”的传播闭环日渐形成并日趋巩固，新技术有力促进了五四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深入广泛传播。
二、媒介形态迭代：新媒介构建新文化场域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媒介主要是雕版印刷的线装书籍，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已经发展为以连续出版物的新式报刊和机械铅字活印胶钉装的新式书籍为大宗的新型媒介形态。这些新型媒介形态构建了新的出版时空和新的文化场景，大大促进了内容与读者群体的重构，形成新型话语传播场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建构了新型媒介的话语场域。
1.连续出版物之全新报刊传媒是新文化的主场域
报纸和杂志最大的特质就是连续出版物属性，不但出版速度快，而且能形成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内容期许。新式报刊传媒形态是新文化发展的主阵地和主场域。
五四时期的出版物中，报刊的数量、种类都非常多。实际上，作为现代印刷技术驱动产生的新式报刊，必须以日、周、月、季为单位完成其出版发行任务。这就不同于传统雕版作坊，一部书一年完不成可延至两年，两年完不成可延至三年。报刊 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出版发行任务，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协作模式来保障报刊的出版和运营。因此，报刊出版组织模式的形成对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至关重要。新式报刊媒介形态实际发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力军和主场域的作用。五四前后，《京报》《晨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星期评论》等新式报刊出版如火如荼。报刊界传统“四大副刊”之《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亦成为新文化运动之重要场域阵地。
新式报刊媒介的模式发展成熟之后，由于印刷技术的大幅提高，构建了一个快速高效的出版运行模式，出版效率大大提升。“《每周评论》申报立案的批文是1918年12月18日下达的，第二天稿件即全部到位，第三天赶夜编排校对印刷，第四天就正式发刊了。”[9]连续出版物的传播速度和力度较之非连续出版物有台阶式提升。这有利于进一步突破阅读圈层，扩大读者群体，并将新思想和新内容传播至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也便于形成上下联动的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新式报刊媒介的印刷速度不断刷新纪录，也推动受众阅读效率的提升和阅读周期的缩短。《每周评论》明确以周为出版周期，这一节奏的评论则明显增强了媒介与时事的直接关联性。此时，已经拥有《新青年》阵地的陈独秀，还想办《每周评論》，原因是“月刊的效力，还觉得是缓慢，何况《新青年》又并不能按时每月出版”[10]。而新的印刷技术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前一期报刊刚刚读完，新一期的报刊又接踵而至。这种快速更新的连续出版物形态，实际表现了媒介迭代背景下的时空加速转化，整体性地改造了社会文化的生产、传播及接收模式，重塑了五四新文化的新场域。
2.由雕版线装书迭代而来的铅印胶钉书，也成为新文化形成的重要场域
虽然雕版线装书与铅印胶钉书之间的迭代关系不像新式报刊那样代际鲜明、特征突出，但两者之间的确是一种迭代关系。中国传统书制形式从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和包背装发展到线装，其基本特征都是效率低下的手工操作。而新式书局印制的新式书籍则是高效率的机械铅印及半机械化的胶钉装。
由于印刷机器的引入及其规模效应的带动，近代新型出版机构常常依托印刷机构而布局选址。上海由此成为新式书籍的最重要原产地和集散地。1899年前，全国共翻译西书约556种，上海就占了473种[11]。报人包天笑回忆说：“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后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上海四通八达，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12]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大东书局、文明书局、广义书局和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出版的现代转型，雕版线装书黯然退隐，铅印胶钉书闪亮登场。
铅印胶钉装替代雕版线装不仅是书籍形制的变革迭代，而且包含书籍内容的转型升级。传统雕版书籍以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和科考士子为主要出版对象，内容以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为大宗，而铅印胶钉书的出版销售对象则重心下移，知识谱系面貌也发生了变化。相伴而来的是大量新式教科书和西学书籍的出版机构应运而生，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艺作品开始成为出版的内容主体，新内容与新知识开始塑造新型编者和新型读者，铅印胶钉书由此也成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场域。
三、媒介制度迭代：新环境孕养新文化队伍
中国传统出版有五大刻书系统：官刻、私刻、坊刻、院刻和寺刻，出版业态基本为手工作坊出版。近代出版经历教会出版、洋务出版，到五四前后，出版主体“由多元化趋向一元”[13]，也就是民营现代出版。历经出版现代转型的中国出版，开始全面迈入市场化的民营出版时代。从媒介迭代视角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背后有市场消费主义的内在驱动力。此内驱力来自机械化推动下完成的“印刷资本主义”，其本身也是文化消费和经济活动。办书局、办刊物和办报纸，形成了创作、编辑、校对、印刷、发行直至阅读消费的新文化产业集群。公司化的媒介体制、市场化的媒介机制和大众化的媒介表达，为新文化队伍的孕育和成熟提供了土壤和环境。
1.公司化的媒介体制培育新文化经管人才
“机械化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4]，机械化的现代民营出版企业批量出现标志着现代公司化媒介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中国出版业的总体格局由此发生巨大变化。“自1895年甲午战败至清亡的十余年间，全国各地新兴的民营出版机构不少于200家（一说300家左右）。”[13]与传统的书坊不同，现代民营出版企业体制和管理形成了两大特征：一是采用现代出版分工，如编辑、印刷、发行分列;二是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如合资、股份等。“1917年的132家公所成员中，77家是独资经营，35家是合资经营，13家是股份制公司，7家未说明。”[4]媒介迭代下的新型公司化媒介体制，为新文化及新文化生产管理培养了大量经营和管理人才。
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企业创立的标志，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初主营两个板块：“一是英文教科书的印刷出版;另一个是会计账本、教会材料的印刷。”[14]在现代出版印刷基础上，商务印书馆不断完善公司化的现代出版制度，经营上“采用总经理负责制……建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总务处’的管理模式”[14]。《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1904）、《辞源》（1915）等对新文化发生、发展及型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书局紧随“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局，下设编辑、事务、营业和印刷四所，其为新生的“中华民国”量身定制的教科书及陆续出版的《心狱》（《复活》）《情铁》《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西译小说，在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生产、经营和管理人才。
2.市场化的媒介机制孕育了新文化的创作人才
基于机器印刷形成的编印发制度，在出版的现代转型过程中，逐渐走向民营化和市场化。这种趋势在五四前后达到高潮。出版虽然是一项文化事业，但是同时也是文化产业。这一点在民营出版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民营出版的产业和商业属性更为鲜明。高度市场化的民营出版业涉及物资设备、人员队伍、成本开支、经营管理和发行销售等市场要素。因此，我们站在市场角度去理解当时的出版和媒介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当时的出版社大多在教材、工具书上发力，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市场大、回报高、风险小”[15]。《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群益书社之所以愿意与其合作，其实也有非常突出的商业目的。市场化的媒介机制为五四新文化培养的最重要人才是新型创作人才。这得益于媒介迭代形成的新型稿费制度。
中国古代的润笔，是现代稿费制度的雏形，但润笔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作文获润不能作为养家糊口的基本手段。随著新式书报刊出版模式的成熟，媒介迭代形成现代稿费制度。这种规范确定的市场化作文获酬方式，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和知识创新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撑。这为新时代出现的新文人进行新文化创作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收益和稳定的经济来源，以便他们安心从事新文化活动。传统印刷技术时代，文人如果把自己的文稿刊登发布，“是需要付费的”[16]。而新型媒介模式下，社会观念大为改变。一方面，新式现代报刊和书局能够为作者写作提供稿酬;另一方面，文人知识分子也开始习惯并愿意通过写作来赚取酬劳。新式出版的稿酬制度，“促进近现代报刊撰稿人这一新群体的诞生”[17]。比如，《新青年》早期提供给作者的是现金稿酬，“每千字二至五元不等”[8]。这种市场化的媒介机制为新文化生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了大量新式创作型人才。
3.大众化的媒介表达造就新文化的读者
印刷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媒介文化的迭代节奏。新式印刷技术与新内容的联动使得著作的出版速度大大加快，以机械化、工业化的方式介入了文学文化出版生产，导致了整个信息传播、内容创作和出版发布速度越来越快。随着媒介迭代的日益深入，新式报刊书籍呈现了媒介表达浅俗化和大众化的趋势，“潦草塞责亦几不免”[18]，将文言文不断转向白话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媒介话语形式逐渐完成从文言雅语迭代为白话俗语的全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又被称之为“白话文运动”。
大众化媒介表达使得读书识字的门槛大大降低，人们只要初识文墨就可读书看报。这样就批量造就出新文化运动的拥趸者和新读者群体。五四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阅读学习者的重心开始从精英知识分子下移至普罗大众。白话小说一时成为连通普罗大众的重要文体形式，白话小说的文体地位台阶式提升。梁启超首开风气，创办了《新小说》（1902）。此后，《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年）、《小说林》（1907）等小说杂志纷纷创刊。据阿英统计，这一时期成册的小说就有1000余种[19]。
四、结语
从媒介迭代视角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肇始于出版技术，发展于媒介场域，深化于媒介内容，成熟于媒介制度。媒介迭代引发媒介形态的重塑、媒介内容的重构、媒介表达的创新和媒介制度的嬗变，从技术层面到社会层面多维要素的互动，推动了社会文化及舆论场域的革命性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背后隐藏的媒介迭代诱因与动因，应该引起学界高度关注。鉴此，社会各界也应对当下互联网新型媒介迭代有可能带来的发展变化保持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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