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启示认知论对中国文化更新的鉴补意义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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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尔文启示认知论作为一种宗教哲学与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现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文章从加尔文启示认知论视角来照察，依循仁爱观与超越观两个层面来拓展一条新的思想之路探寻其与中国文化二者之间的关联及对中国文化的更新所带来的启悟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达尔文启示认知论;中国文化;仁爱观;超越观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章编号：2095-624X（2019）19-0021-02
作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从中世纪黑暗的历史阴霾中裂变出来的更正教各宗派，是基督教的思想解放与多元开放的表征。其中，加尔文的启示认知论推崇《圣经》的绝对的唯一权威，否认所谓的天主教“传统”及罗马教宗的权威，倡导信众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奠基于此而塑造的文化便潜藏着活力进取的情态，由此使得西方文化母体中就形成一种自我更新的机制。然而，历经漫长岁月模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延展出一种如金观涛所说的“超稳定结构”，却没有这种自我更新的机制，因而，它就需要在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中达至文化的更新。
中国文化的更新亦确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认知与判准的进路。为此，海外学者许志伟教授提出了一个关于它的界说，即“文化的本体，或者说文化存在的基础，乃是一关系（relationship）。”他阐明，“这是因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儒家的仁学和道释的缘起说从人际与人物两个角度曾对关系做过精辟解析，因此关系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征。也有人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1]
但是在此，我们同样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关系较多是水平层面上的关系，而鲜有对人与先验的、超越的本有之间垂直关系的关注，这是中国文化绝对人文特质的彰显。而在这一方面，加尔文启示认知论中关于三位一体之神的自启及神人关系的启示正好补足中国文化在关系上的缺憾，“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获得并体现必然的生存基础，才能促使中国文化从单一平面的关系上提升至完整立体的关系，走出主体关系、认知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三大内在难题所制约的困惑。”[2]这亦可视为中国文化更新的一条可能性进路。
沿着这样的思想路径，笔者在前辈们研究的根基上认为，加尔文启示认知论对中国文化更新的鉴补，适宜依循两个层面探寻。
一、仁爱观层面
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在中国人伦文化的土壤中将“仁”由人际关系层面上升到人的本质的自然提升，仁是作为人性的本质。但由于儒家传统以人伦亲爱为重，宗法的色彩更浓，而这恰恰成为它的弊病。由于其宗法性难以克服及超越性的不足，再加之过度强调人伦关系的具体分析及其中情愛的具体性，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实际和经验提升的过度关注，由此导致的相对性就在所难免。
相比之下，根本上讲，加尔文启示认知论的仁爱思想具备较高的超越性，也就易于变更其具体的历史形式，并随历史的变化发展提纯到更高更新的道德水平。加尔文以独一上帝为仁爱的凭据，并且将信与爱关联起来，这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章第41节中有明显的体现。加尔文表明，在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爱势必是最自然的回应。加尔文极力申辩，信在爱之先。对他而言，人若认识了上帝的爱，自然就会以爱来回报。
除此以外，加尔文论到爱，还将其与更富超越性的“舍己”连接在一起，在《要义》第三卷第七章第8节和第二卷第八章第54节都说到不以自己为中心，才能去爱，必须先“看无自己”，这样的人才能够爱上帝爱人。以十诫为例，前四诫是对上帝，后六诫是对人，总结于爱上帝爱人，由敬畏上帝出发而爱上帝，接着就是要爱人[3]。
以上论述表明，《圣经》宣扬的爱实际上涵盖诸多层面，而它所倡导的“爱人如己”“互敬互爱”更是对世间人际关系的彰显。此外，《提摩太前书》还对家庭规范做了比儒家更微细与详尽的约制：“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这些都是人所当谨守的最起码的道德操守。
总括来看，加尔文启示认知论所欲表达的是一种神、人、己等多方的关联与和谐。于是，从这种神人和谐、人己和谐、人人和谐，达至整个社会之和谐。由此可见，加尔文启示认知论中所宣明的爱的周详性与超拔性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仁的思想的欠缺的一个有益的充实与补充。
二、超越观层面
在天人之际的超越观问题上，儒家伦理主张修身成仁在己，因而看重道德的践履;加尔文宣导救赎之路在上帝，由此强调信仰的力量。二者在道德路径上的差别，即反映了人之本与神之本的本根差异。
然而，如若对二者在“超越观”之关联上进行深究，依然能够发现它们的交集。
熟稔基督教真理特质的人必定知晓，它有很强的“似非而是”的“吊诡性”（Paradox），基督教常用这一特殊方式来表达那表面上矛盾、而内里却迥然相反的思想观念。
譬如，在马太福音，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又译为否定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是要救自己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前文我们已经提及加尔文关于“爱”与“舍己”之间关联的申述。但不明此理的人据此就误解，耶稣的话是对人的尊严的贬抑和否弃，而这与当今心理学所宣导的“自我肯定、自我激赏、自我悦纳”以及儒家的“慎独修身”等是背道而驰的。
加尔文《要义》的第三卷中讨论了基督徒的生活，他提出基督徒重生的目标就是成圣，而成圣的第一步即是“克己”，和合本圣经的译法是“舍己”，原文接近英文翻译“DenialofSelf”，就是“拒绝自己”“看无自己”，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就是彻底死去（mortification）。
加尔文又在《要义》第三卷第八章以背负十字架为“拒绝自己”的一部分，按加尔文的理解，“背负十字架”是以此来训练自己对上帝的顺服。加尔文谈到，“圣徒在忍耐中经历到上帝照自己的应许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这经验也刚强他们的盼望，因为若信徒在苦难中经历上帝的帮助之后，若不相信上帝在未来将会一样信实，这是极大的忘恩负义。因此，我们确能从背负十字架当中受益。”[4]这样的十字架，不是抽象虚无缥缈的灵性体验，而是历练自我的一个机缘。
事实上，加尔文在此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舍己”其实蕴涵一个先后的次序，必须先弃掉一个“破旧的老我”，才能收获一个被淬炼了的“新我”。“老我”故去，“新我”复生。由此，我们可以体悟到，加尔文的“舍己”观所要表达的人生终极标杆，其实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境界是相仿的，虽进路相异，却旨趣相同。它站在“自我否定”的入口，借由“生命重生”和“新人”的获得，而达至对“老我”的质的超越。
相较之下，现代心理学知识的“泛滥”和误用，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消减和抑制当下心理问题的滋生。而儒家的修养工夫也被韦政通所指责，看得太轻易了，以至于道德实践流于虚玄[5]。儒家文化的樂感心理又将自身沉醉于闭锁自圣的状态当中，也就缺乏了像加尔文信仰传统下的罪感忏悔心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可能成为今后在“超越观”问题上进行跨文化鉴补的一个考量。
应该说，加尔文启示认知论对文化影响更完整的历史记录，还有待撰写，上述一切论点不过是试验性的指标，旨在测定加尔文启示认知论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以及可能涵括的意涵。虽然如此，借由上面适度的探讨之后，还是能够做出如下结论：解读加尔文不仅仅是解读过去，也是更深入地了解现在。过往的记忆，持续塑造着现代文化。尽管加尔文已长眠于日内瓦某处不知名的坟墓，但他的思想与影响，依然在他有份建构的文化观当中，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许志伟，陈荣毅.从三一神学突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化更新的神学思考纲要之一[J].维真学刊，1994（2）.
[2]陈丽.对话视域下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通[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6）.
[3][4]Calvin，J.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M].ed.John T.McNeill，trans.Ford Lewis Battles.Philadelphia：The Westminster Press，1960.
[5]韦政通.儒家与现代化[M].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
基金项目：2018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尔文归正信仰启示观研究”（18ZXB008）;江苏第二师范学院2015年度博士专项基金项目“加尔文启示认知论研究”（JSNU2015BZ18）。
作者简介：陈丽（1977—），女，江苏徐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宗教哲学、文化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