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utaciyezhol

摘要：如何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曾长期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即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书写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从中国哲学的内部关系层面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内容的发掘与呈现，无论是在中国哲学书写的历史尺度还是空间尺度，也无论是中国哲学的一般形式还是特殊表现等方面，都足以成为开拓中国哲学未来书写模式的强力推动。
关键词：民族哲学；中国哲学；书写方式
20世纪末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特别是“史”学模式开始反思学术上的“中国”的范围，除《中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之类，差不多都遇见了同一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XX成长史”，没有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求名副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序”及“导言”中、熊坤新于《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贺金瑞等于《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中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名副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哲学”的正名问题却势头正盛。
一、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
如何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曾长期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即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书写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这里的“中国哲学”既应该从广义与狭义进行不同的界定，也应该作意义与学科的区别，但无论如何都面临着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从空间向度上分析，一是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如冯友兰“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于是即有金岳霖的“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即写出区别于欧洲、印度、阿拉伯、非洲……亦即区别其他任何一国或一系哲学的中国哲学。这种中国哲学既符合哲学的共性或一般的哲学，其所讲的哲学具有普遍性，包括内容、问题、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色，有中国哲学的个性，包括观念、范畴、话语系统、特殊问题等；还包括中国哲学史的治史者的学术背景、民族形式、时代精神、个人风格等方面的个性。二是在“中国各民族内部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即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反映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从时间向度上，这一问题就是如何理顺“中国哲学全史”的问题，包括它的萌芽、产生、发展直至近现代的哲学转型，比如以“中域”文化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哲学的萌芽期明显由于汉史材料等原因而研究不足，虽然近期取得了长足进展；历史上有些历史时段明显研究不够而空白时期不少，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部分、隋唐哲学思想研究中从王通到韩愈而中间差不多留下了两百年空白等；不同的历史地理区间没有完全得到展现等，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地理时空的拓展问题，而这方面的问题即反映出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有关。三是在精英、经典与社会大众的一般的、普遍的思想之间出现一定断裂的情况下写出真正反映整个社会思想状况的实“史”，而不只是关注高悬于、深藏于“象牙”塔上（中）的精英与经典思想，把社会大众的普遍之思引入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比如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以口承文化、物态文化、仪典文化及至主体文化如寨老制度等体现的哲学文化之思，就是以普遍的“民族”文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民族”哲学之思，认识一个社会、认识一个民族、认识一段历史，没有对这种社会一般思想的认知显然是不全面的。正是在上述三种尺度上，中国哲学形成了20世纪的独特的“学科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在这两个方面做着艰苦的探索和巨大努力。其中核心的问题被转换成中国哲学的传统和超越问题或创造性转化问题或是通向未来之路的问题，并且，各种论文、各种学术会议、各种通史性学术论著等都会随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兴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确存在某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诉求即是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完整性，并进而体现出中国哲学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开拓中国哲学史未来之路
毛泽东曾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观中国哲学史”，其意在于说明“观中国哲学史”离不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
其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起步，如果上溯历史，自然可以上溯到先秦。《庄子·天下》等篇中已强调当时“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状况的存在，渴望“齐万物”、“齐是非”的一统之道。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各学术史论，也都有自己的一统之道。在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启了用近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写出专著的先河。但在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还不突出，因而书中反映的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体、以朝代更替和汉文正籍诸文献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史。此后的冯友兰、萧公权、范寿康、钱穆等先辈学者也相沿成习，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仍是这种现象。纵观这些通史性中国哲学研究，在体现中国哲学史的“民族成分”问题上，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