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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民族史诗《王书》,又译为《列王纪》,其作者菲尔多西(公元940年-1020年),生于霍拉桑的图斯,没落地主家庭出身,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他熟谙阿拉伯语和萨珊帕拉维语,对伊斯兰哲学和宗教学也有一定造诣。
菲尔多西的大半生是在萨曼王朝(公元999-874年)时期度过的。该伊朗地方政权热衷于复兴古波斯文明,鼓励和赞助为古波斯帝王树碑立传。在菲尔多西之前已有五部《王书》问世,其中三部是散文体,另两部为诗歌体。菲尔多西主要依据萨曼王朝霍拉桑省督阿布·曼苏尔下令编撰的散文体《王书》,参考帕拉维语史著《赫瓦塔伊·纳玛克》(即《帝王纪》),并深入民间广泛搜集素材,呕心沥血三十余年,终于完成长达近十万余行的韵体民族史诗《王书》。按照当时的惯例,菲尔多西将几经修订的《王书》奉献给入主霍拉桑的突厥族国王玛赫穆德(公元998-1030年在位)。不料诗人非但没有得到赞许和奖赏,反而遭到伽色尼朝廷(公元962-1186年)的追捕和迫害,不得不四处流浪。菲尔多西逝世后,他的遗体不准葬于穆斯林公墓,只得葬在自家的庭院。然而,没有讨得统治者欢心的诗人,千百年来却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爱戴。他精心创作的民族史诗《王书》,传遍了伊朗和伊斯兰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卷帙浩繁的史诗《王书》结构宏伟,人物众多,几乎囊括了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初期伊朗民间流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从开天辟地、文明之初写起,直至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被游牧的、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灭。上下四千余年,经历了五十位国王的统治。主要记述传说中伊朗丕什达德王朝,凯扬王朝和历史上萨珊王朝诸帝王的文治武功、众英雄的丰功伟绩。书中生动地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伊朗人民的劳动生活、社会斗争和精神风貌。因而,它被认为是古波斯人政治、文化与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从写作顺序和体裁上,可将《王书》描述的历史内容大致划分为三个部分:
一、神话传说(公元前3223年-公元前782年),万余行诗。着重记述伊朗雅利安人的起源、古波斯文明的萌芽、火的发现、农耕的开始、衣食的制作和文字的使用等。这部分以丕什达德王朝诸帝王与恶魔阿赫里曼及其他妖怪的斗争为主要线索,言简意赅地述说了人类始祖凯尤马尔斯、“最初的立法者”胡尚格、“披坚执锐的镇妖者”塔赫穆雷斯和“拥有良畜的美男子”贾姆希德等帝王的功业。继而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暴君扎哈克千年苛政和铁匠卡维揭竿而起,拥戴法里东登基为王。
二、英雄传奇(公元前782年-公元前50年),六万余行诗,是史诗的精华和核心部分。作者透过对传说中伊朗与邻国突朗之间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战争(从丕什达德王朝后期至凯扬王朝结束)的详尽描述,成功地塑造了若干开拓疆土、抗击异族入侵的帝王形象,如性情乖戾又好大喜功的凯·卡乌斯、文武双全又智慧贤明的凯·霍斯鲁和权迷心窍、阴险狡诈的古什塔斯布等;歌颂了一大批忠君爱国、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如萨姆世家和凯扬王族、国师古达尔兹和军事统帅图斯世家,以及米拉德、法里东和巴尔津等家族成员,他们无不是功绩卓著、声名显赫的豪杰。尤其是有关“盖世英雄”鲁斯塔姆的故事片段,写得精彩纷呈,感情沛然,堪称波斯古典叙事诗的典范。
三、历史故事(公元前50-公元651年),三万余行诗。主要描述萨珊王朝诸帝王的内政外交和国家的兴衰荣辱,其中对开国立业的阿尔达希尔·帕帕克、以“宽肩”著称的沙普尔、勇武过人的巴赫拉姆·古尔、治国有方的阿努希尔旺、与亚美尼亚姑娘希琳相爱的霍斯鲁·帕尔维兹等帝王的形象,刻画得比较生动细腻。关于历史上马资达克教徒起义、著名宰相伯佐尔格·梅赫尔的直言进谏、象棋从印度传入、《卡里莱与迪木乃》的翻譯,以及边陲守将巴赫拉姆·丘宾叛乱等故事的描写,也给人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盖世英雄鲁斯塔姆
史诗《王书》素有“鲁斯塔姆书”之称。这是因为在人物众多的史诗画廊中,鲁斯塔姆的形象最为高大、丰满和光彩照人。这位英雄是群中翘楚、首屈一指的豪杰,戎马一生五百余年,杀遍天下无敌手,接连三次保驾救主,使凯·卡乌斯免遭罹难,先后七次力挽狂澜,使凯扬王朝转危为安,称得起是国家的栋梁和军队的坚强后盾、伊朗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位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锡斯坦诸侯,身披虎文战袍,手执狼牙大棒,举长弓箭无虚发,掷套索百发百中,刀枪剑戟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他胯下的坐骑拉赫什,是一匹神驹宝马,行走如飞,吼声如雷,且有灵性,能通人语,使英雄如虎添翼,驰骋疆场,所向无敌。每当国家遭受异族侵略、危在旦夕之际,鲁斯塔姆便挺身而出,执干戈以卫社稷,其矛头所指无坚不摧,有关他的赫赫战功,以下仅举一例为证。
为搭救身陷囹圄的凯·卡乌斯国王,鲁斯塔姆不顾个人安危,选择一条艰难险阻的近路,只身前往马赞德朗,连闯“七道难关”:勇斗雄狮,坐骑拉赫什立下头功;忍受饥渴,走出一望无垠的荒漠;大显神威,力斩通人语的巨龙;识破奸计,不为扮作美女的妖怪设宴所惑;生擒蛮将,说服乌拉德充当向导;力战群魔,除掉主妖阿尔让格;潜入魔窟,制伏穷凶极恶的白魔王。英雄挖出白魔王的心肝,将鲜血滴进凯·卡乌斯的眼中,使国王双目复明。此后又有两次救驾保主的壮举,鲁斯塔姆因而荣获“盖世英雄”和“王冠赐予者”的徽号。
自古英雄多悲歌
享有“智慧、力量和神圣灵光”的鲁斯塔姆,虽然劳苦功高,但并不居功自傲,更无觊觎王位的非分之想,始终偏安一隅,做他的锡斯坦诸侯。然而当国王利令智昏、专横霸道时,鲁斯塔姆绝不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而是刚正不阿,据理力争。唯其如此,他才蒙受不白之冤,遭到国王的刁难、指责和打击,以致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不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出鲁斯塔姆出类拔萃、超群绝伦的英雄本色。
少年英雄苏赫拉布发兵攻克白堡,危及伊朗安全。凯·卡乌斯诏令鲁斯塔姆进京,共谋克敌大计。只因英雄耽搁了数日,国王便令图斯将他推出宫外问斩。鲁斯塔姆勃然大怒,厉声斥责道:“你大权在握,罚而不当,哪里配得上作君王?这王冠与其戴在你头顶,还不如挂到巨蛇的尾巴上!”言毕,飞身上马,扬长而去。后来由于阴错阳差,战场上鲁斯塔姆父子互不相认,终于演成误杀爱子的悲剧。当古达尔兹前去索求起死回生之药时,凯扬国王断然拒绝,说什么“假如我把万应灵药恩赐予他,那少年得以康复,定会再度称霸。到那时,鲁斯塔姆如虎添翼,你我君臣,他怎会放在眼里?”为了手中的权,国王竟然忘恩负义,见死不救,给英雄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
凯扬王朝后期执政的古什塔斯布,借口鲁斯塔姆长期不进宫朝拜,有失君臣之礼,便要拿他是问。为此,特派王子埃斯梵迪亚尔领兵前往锡斯坦,押解英雄进京治罪。单就鲁斯塔姆的秉性而言,要他忍受人格污辱,被五花大绑地押送京都,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命的!若要违抗圣旨,就必然与他所敬重的王子兵戎相见,一决雌雄。由于埃斯梵迪亚尔为了早日继承王位,丝毫不肯退让,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曾连闯七道关口,一举攻克固若金汤的鲁因城堡,直捣突朗国君阿尔卖斯布的老巢,并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广泛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埃斯梵迪亚尔,终于被英雄借助大鹏的神力而射死于疆场。造成这场自家人相互残杀悲剧的元凶,正是凯扬国王古什塔斯布。大鹏的预言应验了,王子去世不久,鲁斯塔姆便被同父异母兄弟沙伽德用奸计杀害于喀布尔狩猎场的陷阱中。鲁斯塔姆及其英雄世家的败落,绝不只是个人和家族的不幸,而是整个伊朗民族的悲剧。联系菲尔多西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英雄形象的悲剧意义,正在于激起人们的“悲悯和畏惧”,从而避免其重演。
波斯古典诗歌的奠基石
旨在弘扬民族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史诗《王书》,以脍炙人口、可歌可泣的众多人物形象和有关国家兴衰荣辱的历史性总结,成为鼓舞和激励伊朗人民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强大思想动力。菲尔多西的诗句铿锵有力,刻骨铭心:
我们与伊朗休戚相关,
愿为伊朗而决一死战。
为捍卫祖国和子子孙孙,
为保护妻儿和骨肉至亲,
每个人甘愿献出生命,
决不把国土拱手让人。
勇士呵,你若光荣献身,
强似忍辱苟活俯首称臣。
史诗《王书》不仅是古波斯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总集,同时也是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者。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及其帕拉维语文献所阐发的以“抑恶扬善”为宗旨的“善恶二元”论,宣扬“君权神授”的“灵光”说,推崇劝善惩恶的“三善”(善思、善言和善行)原则,和带有神秘宗教色彩的“祥瑞观念”等,在《王书》的字里行间,尤其在劝谕性的段落里,或隱或显地有所表露。这类宗教哲学思想透过《王书》流传,对伊斯兰时期波斯人的审美意识、道德观念和政治信仰产生深远的影响。菲尔多西之后的伊朗诗人和作家,经常从《王书》中寻找素材或受到某种启发而进行再创作。如阿萨迪·图斯(公元1010年—1072年)的英雄史诗《伽尔沙斯布传》,伊本·霍萨姆(?——1470年)的宗教史诗《哈瓦朗·纳梅》和内扎米(公元1141年——1208年)的爱情故事诗《霍斯鲁与希琳》等。《王书》确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巨著。与印度的《摩珂婆罗多》并列为“古代东方两大史诗”的《王书》,对保护、继承和发展新兴的波斯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诚如作者本人所言:
我用诗歌构筑起巍峨的殿堂,
任凭风吹雨打也不会倒塌毁伤;
这部书定将世世代代地流传,
凡有理性的人都会吟诵和瞻仰。
菲尔多西在诗中有意识地尽量避免使用阿拉伯语词,目的在于巩固和提高新兴的波斯语地位,以打破阿拉伯语独霸文坛的格局,进而取代阿拉伯语文学在伊斯兰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诗人满怀豪情地吟唱道:
我三十年辛劳不辍,
用波斯语拯救了祖国。
谁若有理智、见识和信念,
我死后定会把我热情颂赞。
不,我是不死的,我将永生!
因为我把语言在大地播种。
菲尔多西确实以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诗创作,为世人瞩目的波斯古典文学举行了奠基礼。
责任编辑:丁小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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