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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岸边的东流镇上,有两座陶渊明塑像,一座是坐像,安放在陶公祠内,先生头戴葛巾,身穿布衣,手拿书卷,眼望菊江,就像一位禅机了悟的菩萨,似乎有话要说,又欲说还休;另一座是站像,耸立在进东流的陶公路上,先生面露微笑,眼观世事风云,像一位心如止水的慈祥老人,看着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我每每经过塑像前,都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先生深深三鞠躬,归来后,还会捧读一遍先生在公元405年11月决定辞去彭泽令时所写的名赋《归去来兮辞》和那篇旷世之作《桃花源记》,每读一次,我都会感到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潜移默化,渐行渐近地走进了先生的精神境界里。
陶渊明生于一个昏朝乱政、大厦将倾、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年代,年轻时他也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但经过几次入仕出仕之后,他亲眼看清了官场上尔虞我诈,奴颜媚骨,就像戏场子一樣,走进去就众目睽睽,身不由己;陷进去就只能是白脸、花脸角色了。所以,他把失望后的一腔愤怒化成了酒,化成了诗,写在了一张张素笺上。他在彭泽县衙,最后打量了一眼公堂,发出几声讪笑后,就挥笔写下了《归去来兮辞》的归隐宣言,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庐山脚下的上京里,回归到了山野的怀抱,与他的东园菊圃终身相伴去了。
在陶渊明为数不多的散文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他在栗里小村的茅舍里,经过多少个漫漫长夜构思出来的《桃花源记》,紧接着“记”,还有一首《桃花源诗》,这一文一诗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这个空想社会是他晚年理想的寄托。文中描绘了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欢乐异常的社会生活图景。《桃花源记》构思巧妙,“记”与“诗”互相补充,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文中写桃花源人“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是对当时社会的影射。写渔人“处处志之”,终于“不复得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耐人寻味。这篇《桃花源记》所描写的人间天堂,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撩拨着多少人去追寻那美好的梦。
如果说《归去来兮辞》及其以后的田园诗作,是陶渊明记述自己人生轨迹的话,那么《桃花源记》并诗,就是他人生理想的最好表述。陶渊明的一生,做过官,又成为民,一方面他厌弃官场的污浊之气和奴颜媚骨,解下了一顶小小的乌纱,换成了一件宽大的布衣,“不为五斗米折腰”,写下了他人生的光彩一笔;另一方面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把自己归隐后快乐的田园生活,通过诗作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已把自己化入自然,心境与物境完全融为一体。这种玄学思潮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玄学家没有达到,陶渊明却达到了,以至于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这就是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奇妙特质。这种特质,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混合,是积极人生观与消极人生观的混合,是儒、佛、道三家宗教哲学思想的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于是便产生了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认目的,它使人看到了一种生的快乐。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品味人生》)所以,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史上最和谐人格的代表,很自然地浮上人们的心头,成了古今文人心目中最高人格的象征,成了一堆照彻古今的烽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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