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疆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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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的名言，这既是他自身的写照，也是他对教师的期望。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人们依然要问：爱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教师为什么要有这种大爱？
据《传习录》记载，在王阳明讲学期间，有弟子问：“程子说‘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与自己一体’，为何墨子的‘兼爱’反而不能称为仁呢？”王阳明回答说：“仁是造化万物、生生不息的天理，虽然遍布宇宙，无处不在，然而他的产生、发展，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生生不息。就像树木一样，开始时是发芽，这就是树木的生命力产生的地方；树发芽之后，就长成树干，树干就会长出树枝、树叶，树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假如没有芽，怎么能长成树干和树叶呢？树会发芽，树芽的下面一定有树根。没有树根，芽从哪里发出来呢？父子兄弟姐妹的爱，就是人产生感情的最初出发点，就像树会发芽一样。”
儒家的“仁爱”是等差之爱，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近及远地辐射推广开来；墨家的“兼爱”没有血缘亲情的纽带，这就没有了发展的起点。犹如树没有根，就不能发芽，也就缺乏永恒发展的生命力。儒家的等差之爱是和它等级区分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在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将平面化，那么，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儒家之仁爱并不局限于血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胞物与”，同样带有普世之大爱。“仁要超越血缘，不仅要施于对自己有实际价值的人，而且要施于没有势力、没有价值的人。”（今道友信《关于爱》）这是在东方文化语境里的“爱”。
在西方文化语境里，柏拉图认为，其自身为渺茫无常的有限存在的人，向往真正的美而善的事物，并期望与之结合成一体，这种永恒宏大的爱就是厄洛斯。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承认柏拉图的厄洛斯之爱是贯穿整个宇宙的生成和运动的能量，但他又认为厄洛斯不是人所特有的爱。他的看法是：“对具有理性的人的生活来说，最必要的是作为友情的爱。”这是一种利他的爱，它向往着存在的价值。这样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德，超越年龄、身份、能力等差别，彼此互相激励，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基督教看来，我们人类都是天父之子，所以都是兄弟姐妹。因此，我们要通过牺牲的努力，在地上超越一切由自然和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差别，实现同胞之爱。爱一切人，必须舍弃利己之心才能做到。神学上有一个词叫“对神立德”，它有三个涵义，即信、望、爱。神学家保罗认为“其中最大的是爱”。在所有的德中，爱有其优先的位置。爱是神在人身上的投影，所以，人无论做什么，行什么，都要尊重自己身上的或曰神的爱，通过这种爱去完成要做的事。
东方的佛教以怜悯慈悲为特征，主张“众生平等”“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进而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这是一种大爱的宗教哲学。由此可见，爱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情感、责任和义务，东西方文化在这一点是相通的。西方宗教文化因众人都是兄弟姐妹所以要互爱，东方儒家文化是由父母兄弟姐妹之爱推及普遍的爱。儒家文化中群体优于个体，义务高于权利，所以它的爱也带有宗教献身的色彩。
教育是人类文化的传承，也是人类理想的追寻。人类文化与理想的核心是“真善美”，然而，如果没有爱，教育的理想，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教育的文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是育人的事业，不仅是知识的传承，师生的相互切磋，更是心灵的碰撞、人格的互塑。爱，是师生关系确立、教学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因此，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教师之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师是教化之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之有爱，师之应然有爱。教师之道在于对真善美之追寻，于是他应然地具有柏拉图式的厄洛斯之爱，这是理想化的永恒之爱。
教师施教于学生，这是长者对幼小的关切，具有基于人类恻隐之心并推己及人的仁爱。在中国文化传统“天地君亲师”的秩序格局中，师生形同父子母子，师生之情是一种亲情。由此，我们能够理解南京斯霞老师为什么奉行“童心母爱”的教育哲学。在“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教学相长”的文化语境里，师生又是对话切磋、“尊德性而道问学”的道友，因此，师生之爱是理性化的友谊之爱，“平生风谊兼师友”，它是至善的象征。
陶行知先生认为，好的教师要有宗教情怀。宗教是一种信仰，它从何而来？托马斯·阿奎那明白地说道：“信仰由爱形成”。《约翰福音》有句名言，“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或许隐喻着教师之爱的价值与意义。教育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有益于社会的爱是从超越自我满足开始的，所以，爱首先是对自恋这种自爱的克服，爱也是一种工作，是随同健全的社会生活的建设一起成长的。”（弗洛姆《爱的艺术》）这或许可视作对教师职责与荣光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