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个科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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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威廉·德·库宁患老年痴呆症之后仍坚持作画，一些艺术评论者认为，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更抽象、风格更鲜明。一些神经学家认为，他的这种变化，正好证明了艺术是通向人类大脑的一个窗口，如果大脑发生变化，艺术表现和感知也随之发生变化。
是什么引发了大脑的审美体验？大脑的基本机制是如何让我们理解这些体验的？这类问题正是新兴学科——神经美学的核心。该学科于20世纪90年代由伦敦大学学院视神经科学家塞米尔·泽基提出，主要探索我们创作美和欣赏美的神经过程。
人们通常把德·库宁1970年后的作品划分为其晚期风格作品，事实上，这一风格在1983年时才开始成型，画面变成了白色背景上的带状基本色的表现，移动的线条和动态的色彩把画面塑造成以个难以捉摸的空间。
艺术与大脑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伦敦大学学院的泽基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指出，艺术家对视觉世界的认识与其大脑对视觉信息的处理有关系。光线进入我们的眼睛之后，被分解为几个基本的特性，如亮度、颜色和动态，这些特性分别由大脑的不同中心进行处理。 20 世纪的许多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玩起了这些要素，例如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和安德烈·德兰通过增强颜色的亮度来表现感情，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的动态雕塑（指可以动的雕塑，传统的雕塑作品都是静态的）对作品部件的悬挂位置进行巧妙的设计，使其可以随着空气流动而摆动。
德·库宁于1945年创作的《粉红色天使》使他名声鹊起，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心理动力学绘画：画家通过手的动作将强弱不同的力度传送到画布上，组合出作品的整体性。
艺术家的作品是其表现的事物在自己内心中的样子，而非事物真实的样子。他们的作品并不严谨地反映物理世界物体的光、影和色等特性，但是我们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并未因此而打折。影子的轮廓转瞬即逝，变化无常，无法根据它得到真实世界物体的可靠信息，所以我们的大脑对影子的形状从来都不敏感，因此艺术作品中不精确的阴影从来没有在视觉上给我们带来不美的感觉。相比之下，艺术家特别谨慎地描绘出影子的亮度低于投射阴影的物体，因为人们通常对物体相对明亮于其影子非常敏感。
而且有些艺术家至少暗地里使用着感知上的“花招”，比如峰移，就是通过形状、阴影或颜色夸张物体的某些特征，这样做能够强化观者的反应。这个观点是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廷伯根于1954年首次提出的，他发现，小海鸥会不停地啄一端标有三个红条的细棒，比啄它妈妈的嘴的次数还多，因为它妈妈的喙尖附近只有一个红点。不过，艺术作品中运用峰移原理要早于廷伯根，印度12世纪朱罗王朝的青铜塑像上已具有这种艺术特征，作者用巨大的乳房和臀部及细腰突出了女神的性感、力量与尊严。
人类的视觉系统是在两个相互影响的神经系统中加工信息。这两个系统一个被称为“物流”， 另一个被称为“源流”。“物流” 处理形式和颜色，感知物的特性;“源流”处理亮度和动态，感知物的位置。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的《日出·印象》只通过颜色的变化，就表现出了阳光在水面闪烁的效果。这幅画的亮度相同，只有颜色不同，虽然大脑能够识别这些物体，但是因为“源流”不把相同亮度的背景物体区别对待，大脑很难确定它们的位置，所以莫奈绘画中的水和太阳的位置上看上去很不稳定，因而具有了闪烁的效果。
亚历山大·考尔德于1967年创作的动态雕塑《人》。
大脑损伤能够给病人带来艺术能力方面的变化，有时候有显著的增强。
大脑中的艺术中心不止一个，艺术输出通过灵活组织大脑不同区域的协调行动而生成，就像考尔德悬挂的运动物体一样，由于各个部件的平衡而呈现平静状态。大脑受损会改变这种组合，一个部件的移除会使得整个结构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可能使艺术家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激发出有趣的新型艺术。
额颞痴呆症会影响人的艺术能力。这是一种神经疾病，患者的个性会发生深刻变化，表现出强迫性神经官能倾向，语言、注意力和决策能力出现障碍。某些患者会萌发艺术创作的嗜好。他们的作品通常富于现实，具有强迫性，而且复杂，是自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图像体现。有些个案研究支持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会伴随超常艺术创作能力的假说。例如，一个名叫纳迪亚的小孩患有孤独症，许多认知和社会能力发育迟滞，但他三岁时竟然能把马画得栩栩如生。
最有趣的情况就是艺术家因某种脑损伤或神经变质性疾病在绘画风格上产生新颖的变化，德·库宁就是这样。还有一例，德国画家、版画匠洛维斯·克林特1911年因中风大脑右侧受损，在他此后的画作中，人物左脸的细节常常被省略，左侧的纹理与背景混为一体。这些作品备受批评者青睐，有一位批评家写道，克林特对“外貌所隐藏的方方面面已经具有先见之明”。大脑右半球损伤会阻碍身体另一侧信息的加工，还会带来空间处理方面的障碍，所以有此问题的艺术家在创作中经常忽略图像的左面。美国画家罗林· 休斯右脑中风后，很难处理线条之间的关系，结果不得不抛弃现实主义画风，走上了表现主义之路。
大脑左侧受损的画家有时候会开始使用更生动的色彩，改变画作的意象。保加利亚画家兹拉提奥·博雅捷夫最有名的风格是使用土色调。他的大脑左侧因中风而受损后，作品更加富丽多彩，更为流畅、富有活力，甚至具有梦幻色彩。同样，加利福尼亚画家卡特琳·舍伍德由于大脑左侧出血性中风，她那种“高度理性的”画风将异装癖的玄奥形象与中世纪印章等画面合而为一，变成一种被批评家称为“未加工的”、“直觉的”新画风。她后来不得不使用左手作画，她发现用左手作画“没有牵累”，画起来轻松自如，原来用右手时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日出·印象》是印象主义的开山之作，莫奈大胆地用“零乱”的笔触来展示雾气交融的景象。这对一贯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家家来说是叛逆的，看惯了学院派作品的人们一开始也无法接受这种画风。
我与他人合作于2010年发表了论文《艺术特征评估》，让研究人员对一件艺术品形式上的视觉特征进行量化，如整体的复杂性、平衡、色彩饱和度及色温，还有内容的质量，包括抽象性、现实性和象征手法。我的实验室对克林特、博雅捷夫和舍伍德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发现大脑右半球在艺术创作方面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占有优势。这三位艺术家（两位左脑受伤）患病之后的作品变得更抽象、更失真，不那么现实或精确，笔画也更松散、单调、躁动。显然，左右大脑都参与了艺术创作。
临床迹象还表明，艺术欣赏也会受大脑损伤影响。右额叶受伤的患者无法判断抽象性、现实性、有生性和象征性，而右顶叶受伤的患者不能判断有生性和象征性。
想让神经科学方法把握艺术极其复杂的意义的方方面面，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大脑的视觉联合皮层不但要识别亮度、色彩及动态，还要对面貌、身体和风景等高阶对象进行识别。其中，梭状回面孔区负责识别肖像，海马回激活区负责识别风景。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感觉区域也会介入对物体的评估，并非只将它们进行分类。例如，漂亮的脸面要比稍微逊色的面孔更能激活观者梭状回及邻近区域。感觉皮层评估的量与类属于神经学的主动研究领域，旨在探讨感知与评估中神经结构怎样整合。我们利用功能性神经影像实验分解审美体验过程中的情感体系，逐渐揭示了神经关联，并且将神经美学延伸至单纯快感以外的负面情绪，比如，能够激发美感的悲伤。
人们观看描绘动作的作品时，他们的部分运动系统会参与进来。这种反应会接入我们扩展的镜像神经元系统。镜像神经元是对猴子使用电生理技术时首次发现的，它对动作的执行和感知产生反应。在人的大脑中已经识辨出类似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在推断艺术家描绘的动作有什么意图，或者观察行为的结果（如意大利画家兼雕塑家卢齐欧·冯塔纳作品中的刀痕）时产生共振。这种微妙的动作介入比较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对视觉艺术有移情反应。
人们从观看美丽的物品当中获得愉悦，这就触及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观者认为有魅力的脸面会激活面加工脑区，也刺激部分侧腹叶;美丽的视觉图像同样会引发侧腹叶、腹正中前额皮质以及眶额叶皮层的活动，这些区都参与愉悦的编码，刺激系连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脑岛。不同种类的愉悦，包括音乐、视觉艺术，甚至还有建筑空间，都会刺激眶额叶皮层。
洛维斯·克林特的作品
表现主义理论认为，情感交流是艺术的基本功能。艺术可以表达文字难以表达的情感。例如，日本古典能剧中佩戴的面具会激发微妙的伤感，这种伤感会刺激观者大脑的右杏仁核。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图像会激活大脑的部分前额皮层，激发我们喜悦、恐惧或愤怒的情感回路，对艺术品表达的情感做出反应。
我们的经历与知识也会对艺术欣赏产生深刻的影响。一幅抽象艺术作品，如果你告诉观者它是某个博物馆的藏品，他们会觉得它很有魅力，如果你告诉他们是电脑绘制的，他们就不会那样认为了。这种偏向在内侧前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产生较激烈的神经活动。如果相信某个图像是馆藏品，那么掌管情景记忆的内嗅皮层也会产生较多活动。同样，人们的内侧前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对于“艺术状态”或绘画是不是真品要比其产生的现实感觉更为敏感。这是视觉形象的快乐品质又一次调动了这些神经激动模式，而非知识。
为了进一步理解神经美学，研究人员正在转向新的非侵害性脑刺激法，例如刺激人类大脑的外侧前额皮层能增强对具象艺术的欣赏能力。使用颈颅磁脉冲或直流电，使大脑部分区域出现虚拟病变或功能增强，在探索感觉运动回路、情感加工和意义发生的相互影响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极其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