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劳动力吸纳进城市和工业领域，另一方面延续乡村重振传统，试图通过在乡村投入具体项目建设，创造就业岗位，激活乡村生机。1955年联邦政府颁布作为农业及乡村政策基本纲领的《农业法》，要求通过价格保护、直接津贴、田地整治、迁移安置和保障性社会政策等一揽子“绿色计划”，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品质。
由上可知，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德国各个时期的乡村重振运动大多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被动因应和努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发展危机问题。
联邦德国乡村重振运动的“革命性”转变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乡村重振运动出现根本性变化。这一时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富裕的中等阶级开始成为最大社会群体，消费取向从追求物质产品数量转向更高生活质量享受的“后物质主义时代”。与这种变化相适应，乡村重振进入了“优化乡村整体功能结构”的“革命性阶段”。换言之，乡村要改变被动发展局面，主动、有机地融入现代社会。它不仅是农产品供给者，而且要跨越城乡界线，安置非农业居民、建设休闲度假和旅游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与城市互通融合。1965年联邦政府推出新的“乡村发展计划”，1976年又将“乡村重振”和“促进乡村发展”明文列入法规，提出制定村镇整体规划，改善乡村生活和环境，使农村人口生活和福利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新的乡村重振运动较之以往特征明显。其一，它突破了随机性的单一项目促进形式，被精心规划设计为整体性联动工程。原先单一性促进乡村发展的项目被纳入乡村总体发展规划中，包括土地规划在内都必须捆绑施行。
其二，联邦政府提出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乡村生活品质和增强乡村吸引力的总目标，各州则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各自的乡村重振规划。
其三，乡村重振规划有明确的执行“路线图”。乡村重振的具体规划由乡镇一级提出，当地居民和地产所有者共同参与实施。
其四，欧盟、联邦和各州给予充裕资金支持。在欧盟层面，“欧洲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农业基金”、欧洲农村发展“引领项目”等都是重要资金来源。后者仅2000-2006年就投入2.5亿欧元支持德国乡村重振项目。联邦层面，则在1969年通过《“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共同体任务法》，规定通过补贴、贷款、担保等方式支持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保护乡村景观和自然环境，建设基础设施等。联邦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2%，农业投入却占国家预算的7%，投入力度可见一斑。各州投入资金力度也非常大，巴伐利亚州仅1982-1986年用于乡村重振的资金就高达3.3亿马克。
最后，乡村重振通过竞赛成为一种全国性运动。为了推动全社会关注乡村重振，联邦德国从1961年开始举办三年一次的全国性“我们村庄更美丽”竞赛。参赛村庄要着力于绿色设施和鲜花的美化，以增强吸引力。竞赛分为县、区、州和联邦四级平台。首先是村庄报名登记并做汇报，然后是评选委员会考察参评村庄，评定金银铜牌村庄；获得金牌者升入更高一级平台竞争。最后极少数村庄进入由联邦食品和农业部负责的全国评比，获胜者冠以“金牌村庄”称号。1998年以后竞赛更名为“我们村庄明天会更好”，竞赛取向从表象性“美丽村庄”向内涵性“乡村生活品质”转变。除了鲜花和绿草，村庄的经济、文化和传统受到更多关注。竞赛理念从只关注生态环境的“浅绿”向强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友好”的“深绿”转变。
新的乡村重振效果明显，乡村变成了德国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德国生产的土豆、牛奶、肉类等主要食品自足有余，粮食安全得到确保；农户收入也大幅增长，仅政府各种补贴就占到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乡村功能得到优化。乡村不只是粮食生产者，还是自然景观和传统人文景观的维护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地，人们舒适生活和休闲旅游的去处。乡村的如画风景和古朴宁静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呈现出勃勃生机。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
发表于 2022-2-27 2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