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为解垃圾“围城”之困，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在我国已渐成规模，与此同时，其引发的“邻避效应”备受关注。3月中旬，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提出鼓励建立与周边公众良好互动和定期沟通的机制与平台，畅通日常交流渠道;3月底，生态环境部又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密集出台的政策释放出明显信号——国家对垃圾发电的监管力度正不断加大。其实，为加强公众交流，原环保部就曾规定，将公众开放、数据联网作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基本工作内容。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2018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提到，自去年垃圾焚烧厂“装、树、联”整治措施后，截至今年2月，全国278家已建生活垃圾焚烧厂的679个监控点已全部完成“装、树、联”改造。所谓“装”，即依法安装自动监控设备，“树”就是要在厂区门口树立电子显示屏，而“联”是要把实时监控数据与各级环保部门联网。
装备设施的配备能否缓解居民对垃圾焚烧的环境担忧？哪些因素影响了公众知情和参与？以何种机制促进平等对话？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及周边社区。
多次举报超标排放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建于2010年，是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占北京日产出垃圾量的1/8。该厂负责人没有料到，建在山沟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也会遇到“邻避”。
2015年，距发电厂两公里外建起了一片別墅区。两年后，别墅区业主得知附近存在一座日处理生活垃圾30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并规划建设同样规模的二期工程，联合当地居民，开始了抗议活动。
据别墅区业主高习晟提供的资料，他们质疑鲁家山一期工程有超标排放、偷排漏放等行为。在写给北京市第二环保督察组的举报信中，他们举证称，在对北京市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公开平台”）发布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年的公示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有1502小时、122天的排放数据超标，而且排放超标可高至万倍。此外，由于多个时段缺乏数据，业主怀疑该项目存在偷排漏放现象。
记者也在“公开平台”发现，在相关超标数据后，“是否达标”一栏标示为“否”。经6次举报后，居民对“公开平台”数据及相关标识的真实性更加疑惑。
经查询，北京市第二环保督察组以表格形式分批次对举报进行了回复，内容多为结论性语句，较少提及调查方式及相关证据。起初，答复否认存在异常数据，当居民在第三次举报中列出详细超标数据时，答复仍未直面问题。
居民认为这样的答复过于草率，选择继续举报。
在第五批次回复中，环保督察组称“超标数据”为“企业焚烧炉停炉期间的无效数据，企业均向区环保局提交了停炉报告，停炉期间不排放，但检测系统24小时检测，且系统不具备自动剔除无效数据的功能”。该回复及上述公开平台还透露，今后将对焚烧厂停炉期间的数据进行备注。
一些专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正常停炉不可避免，但频繁停炉不仅会导致各项指标严重超标，也说明焚烧炉设计有问题。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乐家林告诉记者，即便停炉，也不应出现检测装置数据“跳表”的情况，至多是灵敏度下降。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行动发起人毛达也称：“如果数据可靠性不高，在线监测公开有何用？环境部门应该对检测设备的可靠性，给大家一个交代。”
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相关负责人、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树明向记者解释：“检测数据是由过氧量折算的，即使是停炉之后没有污染物排放，空气中微量的污染物也会导致折算系数放大到无数倍，从而让人误以为数据超标。”他同时表示，由于担心居民对项目有抵触心理，该厂不会直接向居民提供停炉报告，相关问题应由环保局予以解答。
此外，环保督察组的回复中均未对数据缺失进行解释，赵树明告诉记者，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要求很严格，不存在偷排漏放现象。
为解真相，别墅区业主已申请公开该厂的停炉报告、原辅料使用日记录及设备运行记录等信息，截至记者截稿时，居民表示尚未收到答复。
聚焦二噁英排放
无论可靠度如何，氮氧化物等排放情况尚有数据可查，居民们表示，最担忧的二噁英排放情况更不透明。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噁英量不足以危害健康。
赵树明和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生产运营总监孙永鑫均告诉记者，垃圾焚烧后的烟气在850℃以上的高温环境中停留2秒，二噁英就会分解。“而要实现这一点，只需根据垃圾的热值设计炉型、保障工况稳定即可，分解率可达99.99%。另外，此后的烟气处理工序还会进一步吸收二噁英，真正排入空气中的二噁英量比国际要求的每立方米0.1纳克低10倍，仅为0.02～0.03纳克左右。”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也认为，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在技术上可控，由于大气有扩散能力，二噁英在空气中基本不存在累积。
“烤羊烤串也会产生二噁英，迄今还没有达标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噁英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案例。”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委会秘书长徐海云指出。
高习晟对此有不同看法：“国家对有毒有害气体只有排放浓度的标准，没有对单个污染源单位时间内排放总量，进行控制，未考虑局部环境承受力。屋里一个人抽烟，还能忍受，大家都在抽烟，那就受不了。”
潭柘寺镇居民从官方拿到的数据显示，针对当地二噁英进行的几次测量，数据有快速增长趋势。以距离发电厂烟囱2319米的鲁家滩村为例，土壤中二噁英浓度分别为：焚烧厂运行前0.63皮克，2014年1.5皮克，2016年2.1皮克，年均增长0.225皮克。距离发电厂烟囱2823米的潭柘寺中心小学附近大气中的二噁英浓度也由2014年的每立方米0.017皮克增至2017年的0.42皮克。
“虽然二噁英现在处于合理范围，但我们这儿是个山坳，气体扩散较难，二噁英递增速度会很快。”业主林芳表示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二噁英监测技术仅能进行一天采样。
毛达指出，国际上连续采样一个月的技术在我国尚未应用。我国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并曾承诺到2008年，优先针对重点区域的重点行业现有二噁英排放源采取BAT/BEP措施（该措施建议使用连续采样技术）。然而截至目前，我国距该承诺还很远。
同时，现有的二噁英监测工作在执行、公开方面也并不到位，不同焚烧厂参差不齐。
2017年11月，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向环保部门申请公开2008年后环评并在运的129家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空气和土壤二噁英监测报告。截至今年2月，仅有26家在答复中提供了相关数据。其中，仅有3家每年进行监测，而包括北京鲁家山、苏家坨在内的4家垃圾焚烧厂只有环评阶段的一年有监测数据。除不存在数据无法提供外，一些环保主管部门则要求申请者向企业要数据、自行查找，或先提交科研资料。
仅靠宣教难解疑惑
李梅是上述別墅区的业主，也是一名律师，申请各项信息公开多由她负责。然而，更多的当地村民既没有相关意识，也没有相应知识。对他们而言，接受最简单宣传教育的同时，依然保持着质疑。
在垃圾焚烧从业者看来，公众反对主要是由于缺乏了解、盲从偏信和主观臆测。因此，宣教和科普成为解决邻避问题的着力点。
自2009年7月起，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北京市内率先敞开大门，接受公众参观，并于2013年设对外接待科，建科普展厅，请民众到焚烧厂了解垃圾焚烧的整体过程、现场生产实际及三废处理情况。
但仅有简单的知识性信息，一些居民并不买账。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一小区居民表示：“宣传没危害也不行，还是不放心。”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居民组织过两次入厂参观活动，但并未改变反建的态度。赵树明感到无奈：“给公众讲解技术问题没用，他们听不进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告诉记者，他参观过几十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发电厂着重介绍垃圾发电的好处和污染控制的可能性，不会对二噁英、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控制、辅助燃料的使用等细节问题进行答复。
若宣教不成，垃圾焚烧厂往往只好期待政府出面。据了解，目前很多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处于超负荷运行，而焚烧发电被认为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有效途径，因此在焚烧厂环评等环节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
“向公众发放问卷只是形式，一般在发放之前会‘做工作’，直到‘做透’为止。”徐海云道出环评中的“规则”。乐家林则坦言：“听证会程序设置的‘简单粗暴’是典型的行政‘忽悠’。”
垃圾焚烧发电厂与公众之间的隔阂，除了受固有观念影响，也受利益的预判影响。
反焚派多认为，垃圾焚烧厂的迅速发展与其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财政补贴密切相关;主焚派则称，有些居民反对是由于房地产利益受到冲击，焚烧厂的存在打破了其对房价的预期。
由于沟通不畅，此前一些城市曾出现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后因公众反对而整体拆除重新选址的情况。也有极少数城市因公众反对较强烈，采用了更清洁的湿法脱酸工艺。但该工艺成本较高，并会带来水消耗和水处理问题，因此在干法、半干法能够达标的情况下，多数城市并未采用。
“目前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邻避效应，大多是零和博弈 ，要么是公众声势特别浩大，导致政府被迫放弃建设计划;要么是政府不让公众发声，公众意见更大。很难看到双方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对话。”毛达称。
毛达还表示，现在大的政策是鼓励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但还看不到特别好的案例。“好的案例一定是不同意见能得到充分表达，但凡只有一种意见，以专家说服公众为起点的话，就有问题。‘征求公众意见’不是‘说服’公众，‘征求’是要将公众意见反映到环评报告中，并给出合理答复。不同的政府部门、公众代表、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需要进行对话，摆出各自的理由和证据，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居民均为化名） |
|
发表于 2022-2-27 20:02:34